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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思

五柳村思想学术文化之页

郑仲兵:文革答问——兼评邓小平的文革认识和改革观

June 23, 2017

问:什么是文革?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现在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史学界都是众说纷纭,思想十分混乱。不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众说纷纭未必是坏事。对“思想混乱”的说法,我希望做一个界定,因为它往往被作为违背官方“ 统一思想”的对应物,而对民间的自由讨论加以贬斥,是一顶“帽子”。我认为,只有在无视事实 ,伪造历史前提下的颠倒是非,強词夺理,以及不了解历史情况下的臆测妄断,才属于“思想混乱”的范畴。

文革认识思想混乱并不是众说纷纭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不让人们对文革历史的正常反思、讨论、硏究的结果,是一种受压抑、渠道堵塞的必然。据我所知,1976年“四人帮” 垮台后,社会掀起反思、议论、批判、解剖文革的热潮,不仅直接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什么?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文革的历史教训?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要否定什么?……而且还为文革后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正因如此,才有了打破封闭、打破专制、实行开放改革的共识,并在之后两三年中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高潮和重点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历史潮流。但自从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直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便意味着中国专制主义刚开始解构即又重构。其后,对文革的深入反思和全面认识反成为异端,以专制主义立场看文革成为主流,成为官史文革的主要倾向。从这点看,“思想混乱”恰是“思想统一”的结果。

这也是邓小平搞“历史决议”的出发点,让大家按照他的意志来认识文革。本来实践和历史已然做出了结论,却被强权推翻了,代之以某个专制权威的个人意志,并要求全民在认识上和他保持高度一致,这实在是荒唐之至!但在民间、在港台、还有国外,各种不同的声音还是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应该看到,十年文革的折腾,不仅令社会各个阶层都到了走投无路地歩,同时也把官僚体制、官僚秩序搅得稀巴烂。而后者才是邓小平的文革的痛点。文革以后,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思想上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但在政治统治思想上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邓小平所坚持的共产专制体制﹙虽然在形式上各有特色,如毛的浪漫主义色彩,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毛的运动群众,邓的使用官僚﹚,本质上是“主权在己”,而不是“主权在民”。褫夺了“四人帮”权力后,终究还是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己,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种统治的所做所为﹙如毛的反右和文革,邓的清污和八九惨案﹚,不仅是反人权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也都是极端的唯意志论。

世界反法西斯﹙包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文革的破产和毛的去世,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改变人民命运的绝佳时机,但历史证明了,不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不实行真正的法治﹙不容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和权力制衡,民众的命运终究不可能改变,即便是新权威主义主张的开明专制和开明独裁,也很快会走向极权。

 

问: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你也是这样看吗?

:我不是这么看,我也不同意这么看。虽然毛在文革中提到反对官僚主义,但这绝不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他强调的是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是看到了官僚主义对政权的腐蚀和威胁,但他坚持的是一党专政,坚持的是全面专政,坚持的是个人独裁,而这些恰是专制体制的更高阶段,也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基础。

专制体制没有官僚体制,靠什么来专制呢?其实,毛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官僚主义者。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多有反对官僚主义的记录,但反得了一时反不了一世,因为专制主义体制就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基础,而且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是为了维护和強化专制统治的。

西方也有官僚主义的存在,但有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的体制,有民选民意,有社会自治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因此它形不成国家机器的主流力量。就像毛泽东自己所批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就是官僚的总头﹚一样,他不想改变甚至还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制体制,而把问题归结为个人的作风品质﹙所谓反对三风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毛的反对官僚主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三

 

问:有学者还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你是怎么看?

: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内,竟是一呼百应,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表示坚决响应毛的号召,认为自己是在搞文化革命。特别是毛提出的“造反有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更契合了人民群众对各层党政领导统治的不满情绪。经过“大串联”之后,全国各地爆发了“揪出”丶”炮轰”、“火烧”、“油炸”各级当权派的揪斗亊件,直至造反派纷纷夺权,便一发不可收拾。加上反对“封资修”,揪斗五类分子,‘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但这不能叫作“人民文革”,这是毛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而出现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是一种异化,是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惩罚。

从延安整风开始,毛就搞群众运动,建政后更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文革是顶峰。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离开毛的“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就不会有文革;同样,离开人民群众的被运动,被愚弄也不会有文革。怎么能划分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呢?

人民文革的概念,应是西方学者最早基于所谓社会冲突论提出的。须知,文革前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状况是很不同的。西方社会分化很充分,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是很不一样的,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冲突。而中国则简单得多,社会几乎被国家吃掉了,社会团体、党派都成了国家的附庸。在社会中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工农差别,甚至对立,但因为城里的职工和知识分子,生活也十分拮据,因此,主要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社会需要和生产力低下的矛盾,在政治上则突出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党内与党外之间的矛盾,总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而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冲突。

诚然,人民群众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起而“造反”,也反映着长期积累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及其它社会矛盾,会带着他们各自的理解、想法和利益诉求,会爆发出自己的情绪和主观能动作用。但这是群众运动即群众被运动后的必然。而且群众运动的方向和强度,基本上都被限制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志和政策可控的范围内。

文革中人民群众不是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甚至一家人也分成不同派别吗?是的,这往往是由于人们在文革中对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志有不同的领会,各执一端所致。不管他们身在哪一派,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毛的革命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都赞成毛的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的理念,都对毛至忠至诚,充斥着极端的迷信,处于极其盲目不自醒、不自觉的状态。直到文革败象突显,各阶层饱受文革祸害后,他们才逐惭起而反抗文革。既是反文革,当然这也不能叫作人民文革吧。

是不是有群众或群体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即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呢?当然有。但这不叫“人民文革”,而应该叫人民反文革。

或者,因为毛为发动群众形成“文化大革命”, 釆取了与反右运动截然不同的策略,如宣扬“大民主”、“四大自由”、“ 反对奴隶主义”、“ 自己解放自己” 等等,与一贯的党文化教化相悖的观念,确实让一些知识青年的精神得到一时的一定程度的解放,而且更有个别人在此精神解放的基础上,继续观察、求索、反思下去,得以彻悟,后来竟成为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但他们毕竟是人群中的凤毛麟角,无法授之以“人民文革”, 更何况他们在觉醒过程中,首先也要以否定文革为标誌。

因此,我不主张提“人民文革”,所以不主张,是因为文革就是特指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祸国殃民、持续十年,使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最后被举国上下推倒的这场运动。至于在文革过程中人民所表达的自己的意志和诉求,以及在过程中遭受迫害和抗争,改变不了毛文革的性质和它的大方向,因此,还是不称其为“文革”为宜。所以硏究文革的历史,必须明确什么是文革的概念。

 

 

问:有学者称文革是乌托邦运动,或民粹主义,你赞成这个说法吗?

:我不赞成。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起源于乌托邦,被英国人称颂为“圣人”的托马斯·莫尔在500多年前的名著《乌托邦》中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后人们把虽则美好而崇高但不存在或不能实现的假想,称作“乌托邦”。我们承认,在共产主运动初期,在革命过程中,共产主义曾是人类在资本压迫下的一种美妙的理想,几代的共产主义者也多是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愿为民众争取自由、公平、富裕的美好生活而坚持奋斗的志士仁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从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苏联解体,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权下,不知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共产主义运动也从乌托邦开始向法西斯蜕变。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阶段,预示着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崩溃的开始。因此把文革称之为乌托邦显然是不妥的。如果不能认清他们这种前后的不同,还认为后来也是乌托邦理想的一部分,这岂不就是对人类历史上崇高理想的亵渎?

 

问:那么说它是民粹主义呢?

:也是不妥的。民粹主义19世纪60年代后产生于俄国。当时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以彻底解放农民大众为己任,发动了“到民间去”、“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史称这些人为民粹派,他们的理念和主张被称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后来成为一种十分宽泛的概念,凡旨在反对专制主义、精英主义政治对人民意志的漠视,对人民权力的剥夺,及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的奴伇,都可称作民粹主义。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尚不发展国家民众自醒的现象。

在历史上,他们受到列宁和列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和否定,直到今天仍还受到一些精英学者的贬谪。但我认为,一个多世纪历史也证明了:民粹主义认定民众的自发倾向和力量有天然的合理性(如要求耕者有其田,要求生产自主自由),主张人民主权,人民意志决定,主张文化平民化、大众化,并坚决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权、制度、思想和行为,等等,都有值得肯定的内涵。

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样,不等于正确。其天然弱点在于平等主义和非理性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主张从民主主义倒退到狹隘民族主义、狹隘爱国主义、拒绝和抵制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这种思潮在今日世界,包括欧州,都有涌动之势,其危害极大,甚至被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所利用,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造成“天下大乱”。这种思潮已经引起世界舆论,包括国际问题硏究者的广泛关注。

但现在也存在另一种倾向,也值得严重关注。有的学者对具有宽泛概念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区分,把当代一切动乱人禍的根源都笼统地归结为“民粹主义”,把列宁、斯大林的问题,甚至希特勒、茣索里尼的问题,以及当代独夫民贼如萨达姆、卡扎菲的问题,都说成是民粹主义。我以为,如此张冠李戴,制造民粹主义的恐怖,应是一种错误、有害、危险的认识;特别在中国,这种认识往往会成为专制主义扼杀民意,压制民主发展的口实。

应该看到,在毛泽东早年复杂的思想组合中,不仅包含着民粹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包含着专制主义的成分。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进展,特别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已演变异化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甚至成了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他的专制主义、个人独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怎么可以说文革是民粹主义呢?充其量也只能说,在文革过程中,毛泽东蒙蔽了群众,利用了群众的单纯和真诚,其中也利用了人民群众中的民粹主义。

这个过程中教训是极其痛切的。天有天经,地有地义,这就是客观规律。人类逆宇宙自然的行止,必然会受到惩罚。同样,人类逆社会生态自然的行止,也必然会受到惩罚。今天人们似乎多少能看到并认识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以及不顾环境过度开发)所遭致的灾难。但更严重的是,尚未醒悟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一样会带来莫大的灾难,只不过这种灾难不是一时能看到的,要经过长久的发展才能发现。短的说,文化革命,经历了10年;长的说,共产主义,经历了8O至90年。但今天很多人还是不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主宰中国命运的少数人的意志上,甚至一个人的意志上。

 

问: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期赋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四大自由”和“大民主”,它和我们今天追求的宪政民主有相通之处吗?

:毛在文革初期曾赋予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所谓“四大自由”、“大民主”,这是事实。这与传统的做法不同。虽然一部分民众一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甚至许多被打成右派或历次运动中受冤屈的人,也以为文革能解救他们,认为毛主席能理解自己的不幸和冤屈,奋不顾身地投入运动(苦笑)。其实,这种“自由”“民主”只是毛的一种幻术、一时的权谋而已,与宪政民主,即程序民主有本质区别:

1.它是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任何法律根据,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在他专制主义绝对威权下,授于红卫兵和造反派――被称作“革命群众”的一种无法无天的权力。“它是毛个人独裁、无法无天的继续和放大。它不是社会民主,而是群众专政,即多数人的暴政。它是专制独裁体制下的现象,不仅和宪政民主即程序民主毫无共通之处,而就其性质和功能而言,应是完全相悖的。

2.毛所放纵的这种“自由”、“民主”,不是所有公民能享用的,只限于“革命群众”。民众中因经济或历史原因被无端划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资本家,还有“走资派”---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反动学术权威---各类专家、学者、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三名三高”---知名作家、艺术家, 还有体育精英,“工贼”---文革前许多劳模, 他们不仅不享有这种"民主"¸"自由",反而恰是毛通过这种“民主”、“自由”所要专政即镇压的对象,他们中不知有多少人惨死于这种“民主”、“自由”的乱象之中。甚至如张志新这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共产党员,党的宣传干部,只因对毛发动的文革发表并坚持了不同的看法,就遭至多年监禁,受尽凌辱残害,最后竟至被割喉枪决。除此之外,上述这些人群的子女亲属,以及有海外关系,或被认为有其他问题的人,也享受不到“民主”“自由”,也会受到打击迫害。这和民主宪政体制下有保护人权,保护弱者和保护少数的规定有本质区别。

3.这种“民主”、“自由”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所谓享用者的“革命群众”本是一个隨时可变的不稳定的群体,今天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明天,或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被认为触犯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无产阶級革命路线”,就会成为阶级敌人。笔者在1967年秋,私下和朋友说了一句林彪和江青有矛盾,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投入监狱,罪名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直到1978年即11年后才得到平反。

4.宪政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它含盖着主权在民,保障人权(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以法治国,公权力的制衡等四项基本原则。而毛的“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仅仅是给予“革命群众”以“革命造反”(造“走资派”、“封资修”之反)的权力。它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毛予特权”,还要以对毛“三忠于四无限”为前提。实际上人民是既无主权更无人权。文革中即使是“革命群众”,除了底层自发的造反组织可以民选外,真正的权力机构,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級党委名曰由“民主协商”确定的,实际上都是由少数人决定。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揭批査运动中、一打三反运动中、两派武斗中、清查516运动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哪有什么人权,有什么人的健康、生命、生存的权利!至于私人财产早就被剝夺殆尽了,哪有什么财产权?在文革中,连自由的字眼都不能出现,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权了。文革中只有毛、江夫妇二人才真的享有自由权---为所欲为的生杀自由和威福自由权。至于以法治国和对权力制衡,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5、毛泽东在利用完红卫兵、造反派后,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添乱,影响自己的权威时,便借口“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仅收回了“大民主”,而且把文革过程中的罪责都推到他们身上。同时,他又将工农兵划拉出来,并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名义对“小将”施行全面打压。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就剩下极端专制包括军人专制的统治了。年青人遭受“四大自由”和“大民主”欺骗苦难后,他们终于逐渐成为毛的极权統治和文化革命的对立面,直至1976年“四五”民主运动的爆发---这是真正的民主运动。在此之前,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反映出来的林毛冲突(包括 “571工程纪要”),也多少反映出了这种社会情绪和矛盾对立的内容。毛在此情况下又请出了邓小平。

 

问:邓小平最反对“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你是怎么看的?

:文革中,邓小平等党政官员普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威风扫地’,权柄尽失,而且危及到身家性命,甚至祸及子孙---当然,这也属于毛发动的文革对他们的迫害,这给了他们以刻骨铭心的刺伤和教训。邓对此归罪于群众运动的‘四大自由’和‘大民主’,因此深恶痛绝,严加防范,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不能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逐步成了中国的绝对权威(他自称“第二代核心”),他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主旨,就是否定“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他回避了毛在十年文革中策略和手段的前后变化,还隐去了毛玩弄“自由”“民主”花招背后的专制主义本质。如果去掉背后的专制体制,换上宪政民主体制,“四大自由”、“大民主”有什么不好呢?文革前期之所以会出现无法无天的多数人的暴政,难道不正是在毛的独裁专制体制下发生的吗?把文革要害简化成“大民主”、“四大自由”,并把批判“大民主”、取消“四大” 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首要任务,意在何为呢?就是绝不给民众以宪政民主自由。

邓小平1973年第一次复出,1975年的治理整顿,虽然包含着人民自发力量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他还是要恢复到文革前17年那一套秩序,恢复他治国理政的官僚体制。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自己承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在他主政阶段,他腰斩了理论务虚会,取缔了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等民主青年,剿灭了在反文革专制主义中产生的民间自发组织和刊物,把反对专制主义、争取宪政自由民主的思潮和诉求称作“自由化”、“精神污染”,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自由化高潮,先后將胡、赵两位总书记整肃下去,甚至不惜用机关枪和坦克镇压学生的民主诉求。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文革观念和情绪,直接影响了他的改革开放观。他压制全面改革,坚持一条腿改革,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支撑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足为怪了。

“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广大人民在经历了文革深重的苦难后,痛切地感受到的恰恰是专制主义的迫害。他们期望着“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期盼中国跻入世界现代文明大道,国家得以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自由。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在文革后出现改革开放,会有胡耀邦尊崇普世价值,主张全面改革,以及继耀邦之后,赵紫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历史原因。这本是反思文革教训的应有之义,即真实的民意,当然也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但这都被邓小平为首的专制势力扼杀了。

问:1980年和1985年邓小平不是曾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吗?

答:很多人不清楚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带有欺骗性。它无非是在专制体制下实行有限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便如此,两次嚷嚷,还都是纸上谈兵,沒有落实到行动。

第一次是1980年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如党政分开,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没有更实质的意义。在一党专政下,党政怎么能分开呢?而提高行政效率,即使是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也会做的。这次提出,热议了一阵,但过了1980年以后,也就无声无息了。那段时间,政治上唯一有意义的改革,当属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邓小平自已,还有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等人都以种种借口占位不退。

第二次是1985至1986年邓嚷嚷得很厉害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仍然停留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层面。

我之所以说他带有欺骗性,是因为两次提出,都有国际背景的逼迫。他提出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1980年的提出,是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改,特别是波兰团结工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激荡,邓小平此举具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为了逼华国锋下台,一是为了遏制这拨民主浪潮对中国的冲击。邓第二次提出,正值又一轮民主狂飙席卷亚洲。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被民众赶下台,韩国总统也在学潮背景下下台。台湾民众游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蒋经国顺应潮流,开放了党禁报禁,开启了亚洲民主改革之先河。在此大背景下,邓讲了十数次话,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攺革,并指定由赵紫阳负责。但正如他对赵紫阳的指示,“三权分立的一点影子都不要有”。离开三权分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呢?学生却不知其诈而轻信了他。结果,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却以“反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 画了句号,从而逼出了1986年的大学潮。邓借机罢黜了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又罢黜了总书记赵紫阳,并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这就是邓两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情况。

此时,邓小平又把5年前提过的又搬了出来,就是要否定老百姓对民主宪政的诉求。他是虚伪的,但学生却信以为真。邓的所谓政改与学生要求的宪政民主根本不同,这才会有89年的武装镇压。

现在还在赞颂邓小平的政改,是没有读懂邓小平和邓后来的诠释。反自由化要反20年,后来又说要反50年,这与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同意语。

    所以要丢掉幻想。还有幻想就会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

 

2015年5月

于潘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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