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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中国近代史,一部倒退着行走的历史

November 12, 2017

——纪念第106个双十节

RFA 2017-10-12 

 

台湾官方庆祝“双十节”。(苗秋菊拍摄)

博谈网转发时所用

说到中华民国,必然提到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争议它的合法性。中共当局和亲共势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辩护,一个主要的论点是,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显著提升,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似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那么,就说经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从1928年一执政开始,就创造了“黄金十年”。从1928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高达9.3%,领先于世界各国。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全面入侵,二战爆发,国民经济无可避免地遭受重创。更不用说,共产党作乱于内,带给国家的巨大消耗。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重振经济,国民经济迅速复苏。仅举偿还外债一项,仅仅两年时间,至1947年,国民政府就偿还了抗战期间所借美国债务的大部分,即六笔美债中的四笔。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另外两笔美债才拖欠下来。

而在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更是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经济成就。历经清末大动荡,首任大总统袁世凯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仅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就稳定了国家财政。从1912年至1928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保持两位数,其中,有多个年份,年增长率达16.5%,领先世界各国,傲视全球,被称为“辉煌的十七年”。仅举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展品获奖1218项,居各国获奖之冠。由此可见,北洋时期非凡的工业成就。

事实上,中华民族,素有重商文化,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更兼勤苦耐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产值居于世界第一位。温饱,富裕,小康,盛世,这些词汇,对中华民族而言,并不陌生,也不稀罕,而是常态。

况且,经济,并非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指标。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即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社会多元化。选举,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论政治文明,中国跃居世界前列。仅举党会,在民政部立案的,有85个之多。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

而那个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呈现空前的蓬勃与繁荣,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近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徐志摩、蔡元培、傅斯年,等等,都出自那个时代。而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只有两个时代:春秋战国和北洋时代。

1928年之后的国民政府,比之北洋政府,政治上有所倒退。比之成立于北京的国民党,再起于广州的国民党,有所倒退;比之宋教仁,孙中山有所倒退。或受苏联的影响,或基于戡乱共产党作乱的需要,或出于传统专制意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

但国民政府对民主宪政却有所承诺,称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原本可以在1947年就可以落实的宪政,因毛泽东野心夺权、共产党再度暴乱,而竟拖延了40年!至中华民国的第三阶段,即国民政府迁移台湾之后,1987年,才开始还政于民,终于在台湾兑现了宪政与民主。当然,这一过程,更多的,来自于台湾人民的抗争与奋斗。

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已经68年,依然深陷专制与独裁的泥潭而无以自拔。与之对应的,言论控制、网络封锁、文化专制、司法垄断、迫害异己、残杀忠良,以及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国营企业姓党,官场腐败透顶,等等,无一不刷写史上最黑暗的记录。所有这些,竟然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叙事。

近代中国史,原是一部倒退着行走的历史。不幸的近代史!不幸的中国!

中华民国从1911年算起,并非从1928年算起,这才有今年的106年,也就是说,尽管,国民政府也曾对北洋政府进行污名化宣传,扭曲或隐瞒史实,但它还是承认,自己承继自北洋政府,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起点。这,还算有一点历史观。

何清涟:习近平执政的社会基础何在?

November 12, 2017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统治基础如沙滩上的危房(网络图片)

 

 

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充满变数,直到会议预定召开之前的两周,代表还在不断撤换之中,不仅证明自2009年开始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绵延至今,还反应了斗争的激烈程度。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于10月8日发表的文章《习近平这五年: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明确承认:这五年是“习近平的‘生死博弈’——不仅是政治命运的放手一搏,甚至是人身安全的生死之战”,承认郭文贵爆料是反习王联盟的棋子。

 

习近平的执政难题:官员因反腐而官心背离

 

这篇文章谈了几个要点:

 

一是反腐极大地触动了江胡以来奠定的利益格局:“中共十八大之后官方已经通告查处与宣判的省部级(含副省部级)以上官员235人。……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比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每个被抓的高官背后至少与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捆绑;每个被抓高官利益链条上还有难以统计的更低层官员被一同处理,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窝案。”

 

二是这场生死博弈不仅事关习近平及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王岐山的政治命运,还与其人身安全相关。该文称:“中国过去五年的改革主轴是清理整顿——用专政手腕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习近平用全面整党,全面反腐,全面调整来回应中共党内的各类乱局。 用他本人在2017年7月26日一次面向党内高级官员的讲话总结就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而在解决这些‘难题’与办成这些‘大事’的背后,是生死之战”。因此,“对于习近平与王岐山,实际情况是,因为一个主导反腐,一个操刀反腐,以至于中共的安保部门不得不针对他们二人采取超然的安保措施”——原文中的“超然”,应该是“超常规格”之意。 

 

中共内部宣传一向对高层权力斗争加以掩盖,在大外宣媒体中如此敞开来谈,估计是有不得不谈的苦衷。因为用中共的话来说,郭文贵以美国为基地的爆料活动,不仅将中国政府绑上了颜面尽失的战车,更是中共十九大暗流汹涌的反应。郭文贵本人从未隐瞒过他的背后站着不止一位“老领导”,他是代替“老领导”们提出“清君侧”的要求。多维这篇文章也承认,习近平与执行反腐风暴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的奶酪,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也在意料之中,“外逃富商郭文贵通过社交平台的‘保命、保钱、报仇’之战就很好地说明中国反腐和改革的利益博弈状态”。

 

“郭氏推特革命”参与者的共同诉求:改变

 

在郭文贵爆料引发的网络革命,形式上象推特文革,但由于诉求远比文革复杂(多了一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诉求),我将其命名为“郭氏推特革命”,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还是社会心理学,这一事件都极具研究价值。

 

这场“郭氏推特革命”参与者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反对习近平、王岐山联盟这一点上,官员、反专制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这三种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的群体暂时合流。官员(包括与官员有紧密利益关系的商人)因2013年以来习王联盟的强力反腐,落入郭文贵说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实判死刑者极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斩断习的得力臂膀;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统治。一些民运人士盼望在中共倒台之后自己取而代之;国内的底层失业青年则希望借郭之力“翻身”。这些人在郭的爆料中看到了“希望”。更为戏剧性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等“老领导”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们冀盼“老领导”幕后发力,郭文贵前台领导他们公开活动,让十九大成为习近平的恶梦。

 

一位借国安势力发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国、本身也劣迹斑斑的商人,竟然成为几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冲突的群体共奉的“领袖”,这一诡异现象表明:由于习近平对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过于峻急、用政治高压手段对付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对言论空间的严重打压,所有阶层都对习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败)严重不满。在极端压抑之下,任何一点空间,都可能成为各种反对者的集结之地。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变心切,不少参与者各怀目的,甚至不计较郭文贵的动机其实与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合。郭文贵多次声明,他爆料的初始动机是“保钱、保命、报仇”,这一点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讲话中经常会出现赞美中共及现任领导人的说法,比如“中共养活了14亿人”、“习近平是千年一遇的明君”等等,“郭七条”也明确了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体制,所有这些,都被支持者有意当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势一方的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包括放纵子弟掠夺公共财产的江、曾,一概被看作是“正义的力量”,自2017年6月1日以后,这种态度更明显。6月4日那天郭文贵通过其推号@KwokMiles的推文是:“过去的三周,让我觉得最兴奋最幸福的就是让我认识了中国政府新的年轻领导。他们有国际化的思维,他们也有着非常冷静的政治智慧。而且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仅仅是抓抓抓,而是尝试沟通和把问题变成更加的积极有希望。这也是郭七条的未来和文贵内心所要追求的。中国政府官员中有一股年轻的巨大的正能量!” ——这种现象被网友讽刺为:“中国的革命群众一直在寻找革命领袖,现在郭文贵出现了,大有成为革命领袖的架势;而郭文贵却反复说,希望习近平做这次革命的领袖。” 郭文贵爆料目标的高度波动性,更是被选择性地解读,比如他7月29日发出推文,号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贵,人民必胜正义必胜,打倒共产党”,引来一些民运人士欢呼支持,结果两天之后,他又发推声称:“我还没有说过打倒共产党.目前这一条还不在郭七条 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误导尊敬的推友们!”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出尔反尔,也会得到痴迷“郭粉”一致点赞叫好。郭文贵本人在8月26日公开发布《全面彻底解决盘古及郭文贵事件申请报告》,以极谦卑的姿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只要能够让他保命保财,“一定以身相报,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习主席的核心理念,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 比较有趣的是,这封求饶的降书,硬被郭的铁杆追随者说成是“战书”,是策略。

 

这一奇诡无比的现象表明,郭文贵本人无论是什么态度与结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网络革命党的存在与毫不掩饰的暴力倾向,他们需要一位革命领袖,郭文贵的出现被他们看作最好的“革命时机”。了解他们缘何形成,在中国未来的局势变化中将起何种作用,对判断中国未来革命的范式很有帮助。这需要另文分析,不是本文分析重点。

 

“郭氏推特革命”揭示: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无存

 

上述三大群体在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合流,注定是暂时的,不仅仅因为郭本人的真实目标、所爆之料难以证实以及策略失当──郭及其支持者四处树敌:凡反对郭的人都被他们说成是“特务”,曾经的支持者一言不合也是“特务”,都面临“郭粉”极其肮脏下流的辱骂——还因为这三类支持者求乱的程度以及对乱后秩序恢复的目标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

 

中共官员当然希望王岐山失势,让习陷入反腐无力的状态,从而得以恢复江胡时期那种“猫鼠一家亲”的“美好时光”;知识阶层希望舆论环境宽松一点,由于对习近平近五年来的严厉言论管制严重不满,便开始怀念胡赵时代的相对“自由” 和江胡时期的“宽松”,但他们未必真希望腐败再度横行,也不见得期盼“新造反派”夺权当政;社会底层人士对中共政权、官僚阶层、富人充满了仇恨,少数人甚至将仇恨对象扩展至所有体制内人士,指向低阶公务员、教师及研究人员、医护人员等一切相对成功的人士,前两类人正好是他们将来的革命对象。这类“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们与海外民运人士的目标接近,即希望中共垮台,取而代之,但这样的目标与官员群体反习、王的目标显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三大支持者群体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诉求,这种情绪宣泄,可以在互联网虚拟空间里暂时合流,成为一股“网上革命热潮”,但注定难以转化成为现实中的反抗活动。

 

这次“郭氏推特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幅极为讽刺的画面:官员群体、商人阶层、知识阶层、社会底层都与执政集团离心离德。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思考:他一心想要维持的中共政权,其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统治集团,维持政权稳定的唯一法宝就是暴力,这种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注定没有前途。习近平如果要重构社会基础,寻找政治支持,究竟应该向上还是向下?一个已经失去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政权,寻找政治支持的方式只能是购买,向上购买的途径就是恢复江胡时期的精英集团利益共享机制;向下购买,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发展瓶颈,中共政权恐怕无此财力。

 

(笔者今后将讨论腐败黑数、专制国家为何会有常规性反腐及运动式反腐的存在)

原载《民主中国》

荣剑:山重水复的中国--问题、路径和转型

November 12, 2017

荣剑‏ @rongjian1957 3小时3小时前 

这是我去年11月1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文演讲稿:山重水复的中国——问题、路径和转型,演讲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主持并现场翻译为英文,今天再次推出,演讲稿有两万余字,看完需要耐心。中共会向何处去?中国会向何处去?迄今谁都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惟勉力而为。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cid=2304189ec5e50d0102xpvb&vid=0&extparam=&from=1110006030&wm=3333_2001&ip=180.167.5.210 …

 

 

山 重 水 复 的 中 国

——问题、路径和转型

荣 剑

 

这是荣剑2016年11月1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文演讲稿。演讲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主持并现场翻译为英文。

 

非常荣幸,受黎安友教授的邀请,有机会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记得是在2012年,我专程来美国拜访黎安友教授,就他以前曾经谈到的"中国的制度韧性"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这个对话后来经过我的整理并经黎安友教授的审核,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刊物——《领导者》杂志上正式发表。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限於中国的言论控制而无法在国内的网络媒体上传播。在这篇对话中,我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only ten years,只有十年。为什麽这麽说?因为2012年是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之年,新的领导者按照党的制度安排将进入一个新的十年的执政期,他必须在这十年内完成他的工作使命,时间无多。这个时间的制约因素对於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朋友来说也是一样的。我那次就对XXX说了,你也只有十年时间,如果你不能在十年里解决问题,那你就退休吧,让年轻人以他们的方式去解决中国的问题。

今年是2016年,十年已经用去了四年,几乎一半的时间没了,中国发生了什麽呢?是比2012年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国内学者章立凡先生在2012年时有一个预言,叫"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已经过去的四年可以证明,中国看不到改革,甚至可以说看不到任何改革。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出了60项改革的清单,四中全会再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但这些改革的纲领和方案均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相反,大量的反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却以改革的名义堂皇出现。不仅是在国企改革领域出现大倒退,在法治领域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倒退现象,恶劣的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周永康时代。

看不到改革,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埋葬了?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个体制有被埋葬的任何迹象。的确,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局中,这个困局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内外交困。对此恐怕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描述,在座的诸位应该都有大致相同的判断。但由此说这个体制即将被埋葬,恐怕还为时过早。我注意到,对中国的看法,美国的学者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像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沈大伟(DavidShambaugh)这些原来偏向於亲中的学者开始发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沈大伟那篇《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Crackup)的文章对国内的官场和学界都影响巨大。他从五个方面来论证中国正在崩溃的标志:中国的富人们正在逃离中国;政治压迫和中共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官员和学者毫无生气;官场上无处不在的腐败;中国的经济正陷入在一系列系统性的陷阱中。正是基於这五个判断,沈大伟认为中共统治已经进入了它的最後阶段。但对於中共会在何时崩溃,沈大伟仍然出言谨慎,他把这个过程视为可能是"漫长的过程",是"中共延长式的衰落"。如果以这麽一个时间概念(二十年或三十年?)来预言中共即将崩溃,那等於什麽也没有说。一旦超过十年时间,中共还能继续以现有的方式来统治和治理中国的话,那就绝不是崩溃,至多只能算是一个缓慢的变化,在座的诸位谁还会有耐心再看着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继续延续二十年或三十年?
我前面讲的这些,是想表达一个困惑:为什麽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条件时,它没有崩溃?2002年章家敦先生首次在美国发出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个预言,不管是中国的学者和还是美国的学者,很少有人出来附和他的声音。黎安友教授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给美国的《民主》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制度还有韧性,就是说中国的威权制度还富有弹性,可以在一个相当大的空间里展开其对社会和经济的调适,政治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尚具有柔性色彩。这个看法显然是符合当时人们对中共制度的一般看法。事实上,正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开始迅猛增长,经济总量的膨胀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到了2010年左右,"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许多外国学者,包括福山先生(FrancisFukuyama)都被中国摆脱危机的巨大能力和发展的惊人速度迷住了,而黎安友教授则在这个时候又唱了反调,撰文认为中国制度的韧性开始消退。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是因为中国发生变化了,中国的经济和制度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下开始出现重大问题。就是在2012年以来的四年里,中国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基本的政治经济秩序统统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稳定的统治秩序的出现,而毋宁是还在成型过程中,最後它会以一个什麽样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尚难定论。因此,我的困惑可能具有普遍性——好像黎安友教授最近也提到他对中国的困惑,应该怎麽来看中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山重水复的中国,翻译成英语是A ConfusedChina,一个令人困惑的中国:当下中国对世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中国的发展令世界困惑不解,中国为何达至现在的状态?中国会依赖何种路径前行?中国会向何处去?基於这些问题意识,我将重点探讨中共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和革命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中国是一本巨大的书,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都难以阅读其全部章节,我只是将我体会最深的一页呈现给大家,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一、中共的合法性问题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的十个问题》,把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置於首位。这篇文章在共识网上发表後几个小时就被删掉了,但这个问题是不会被删掉的,这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下中国的一系列危机,归根到底,是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习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中共要防止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Trap),即陷入於政府不管说什麽,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人民都不信的困局中。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已经深深陷入在"塔西佗陷阱"中,政府的公信力已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不管是处理大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应对具体的个案,官方的发言和措施都难以取信於民。国家和社会分裂,官民对立严重,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出了大问题。

从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来看,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必须来源於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於人民的授权,来源於人民的支持。以这些标准来看,中共政权有合法性吗?中共显然认为它是有合法性的,2015年9月9日,王岐山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结束之後会见与会代表时谈到了中共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共对其执政的一贯说法,并无新意。但中共这些年来对其执政的危机程度还是有足够的估计,认为搞得不好会亡党亡国,这是写在了十八大报告里。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既然你没有合法性问题,那你怎麽会有亡党亡国的问题?
   中共的合法性危机究竟到了什麽程度?是不是已经到了它即将崩溃的程度?这是我所关注的重点。中共执政60多年了,一直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它所主持的任何一次选举都不是宪政民主制度意义上的选举,由此判定它的合法性缺失,理由是足够的,但由此认定中共会因为合法性的缺失而崩溃,理由则是不够的,因为中共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合法性危机而并没有走向崩溃。王岐山在确认中共有合法性时,也谈到了中共的执政还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他的这个说法尽管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制度,你没法确认人民是否高兴、是否满意或是否答应,但这个说法的确也表达出一个事实状态,中共的制度之所以没有因为它的合法性问题而崩溃,一定有它获得长期存在的其他支持性因素。

毛的时代,中共的合法性是建基於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暴力革命的法则,中共说它夺取政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大致也是符合历史事实。国共两军对垒,依靠战争决定胜负,共产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有政治和军事的决定性因素,的确也有民心向背的因素。中共的胜利,当时不仅是老百姓服气,民主党派服气,而且斯大林服气,美国人也服气。1949年中共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人士占据一半席位,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为中共新政权涂抹上合法性色彩,以显示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这个合法性游戏只玩儿了三年时间毛就不想玩儿了,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搞合作社集体化,城市搞工商业改造。1957年,民主人士被引蛇出洞,以为又可以玩儿合法性游戏了,跳出来主张轮流坐庄,搞政治设计院,谁知是被一网打尽,从此民主党派彻底沦为政治花瓶。合法性游戏不玩儿了,中共此时却并未像匈牙利、波兰等几个东欧国家那样陷於合法性危机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上街,即使後来遭遇了三年大饥荒,死了数千万人,毛在人民群众中仍然享有巨大威望,中共的统治仍然牢不可破。毛时代中共真正的合法性危机是由林彪事件启爆的,林彪的出逃和摔死在温都尔汗,是对毛政治信用的巨大打击,毛以往依靠暴力、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所塑造出来的合法性开始崩塌,毛的神话由此破灭。

毛的合法性危机究竟导致了什麽後果?中共在1981年达成的历史决议中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有点儿夸大其词,它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述。文革後期,虽然民不聊生,物质匮乏,经济停顿,政治动荡,但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有中国的危机感,国民普遍的危机意识远不如现在。如果毛死後"四人帮"不是被抓起来,而是和华国锋合作一起按毛的"既定方针"办,制止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中国很可能就像现在的朝鲜,在危机四伏中持续地保持稳定,远不会自动崩溃。

邓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同时也是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注入了新的资源,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史选择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对全世界打开大门,这些措施出乎预料地大大缓解了执政党的政治压力,并且为它後来克服和消解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1989年的政治风波,大到了足以可以颠覆中共政权的程度,学生的和平抗议运动遭到了军队的血腥镇压,大凡经过这段历史的人,在当时几乎都有相同的疑问: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雪崩之後,这个疑问更加普遍和强烈。我在《八十年代的出场和返场》一文中曾记录了这麽一个故事:三个朋友於1989年在纽约预言中共会何时崩溃,乐观派说是三年,中间派说是五六年或七八年,而悲观派则没有给出时间表。"後八九"以来已快30年了,乐观派和中间派应该都变成悲观派了吧?中共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以苏东的方式崩溃,显然是要归功於邓1992年的南巡讲话,这个讲话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的方式消解了政治压力,由此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邓本人。

邓南巡讲话之後,是中国的黄金20年,当然,这是从经济上来说的。在市场经济的渠道被打通之後,政治就不再是知识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场所了,原来弥漫於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满和抵抗情绪,既是被政治的高压所消解,也是被商业化的大潮所稀释。邓倡导的"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的主张在弱化了中国的意识形态氛围的同时,也把诸如合法性这类问题推到了火热的市场经济的後台。於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似乎都进入到了一个"闷声发大财"阶段,先富起来再说。而在人们真富了以後,价值观便迅速发生变化,对财富的稳定需求持续助长了社会普遍的绥靖主义。正是在这麽一个"和谐"的大环境里,中国经济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政治阻力的情况下得以高速增长。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掩盖了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我在《中国十问》中曾这样写道:"问题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内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体,在致命疾患的潜伏时期,根本无从发现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识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时,或许已到了疾患的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积聚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实也在积聚着一系列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尤其是在近十年里,原来潜伏在体制深层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暴露出来,以前可以视而不见或可以暂时搁置的问题,现在已经无法回避"。这话是在2012年说的,四年过去了,问题解决了吗?从整顿腐败、整顿吏治、整顿党风和整顿军队这些领域来看,新的中央领导集团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抓了上百个部级官员和近百个将军,制止了政府庞大的三公消费,这在前二十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正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着眼於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而只是限於重新建立个人权威,并依靠非制度化或政治化的方式来推进反腐运动。在最近四年里,旧的问题没有被根本解决,新的问题又被制造出来了。

现在可以得出这麽一个判断,在中共以前所面临的几个合法性危机的关口,不管是1957年的反右,还是文革後期林彪事件的爆发,或者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没有达到严重危及政权的程度;而当下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之多之重是前所未有的,执政党的腐败是前所未有的,执政党公信力的下降是前所未有的,官民矛盾的严重性是前所未有的,人心思变甚至思乱思战的情绪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章家敦先生不是在2002年而是在2012年发出"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我相信绝不会有那麽多人对他的预言不以为然。现在唱衰中国的主要还不是国外的学者,而是中国的学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持正面评价的几乎列不出几个,而持消极负面评价的则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当下这些前所未有的情况意味着什麽?是意味着中国即将崩溃?意味着中共现有的体制将被很快埋葬?这就回到了我演讲一开始就阐明的看法:未必如此。中国即将崩溃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中国还没有崩溃是一个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只能基於事实判断。那麽,支持这个事实判断的究竟有哪些因素?这是需要我们理性思考的。2012年,我在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中提出,认识中国制度的性质必须基於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个概念: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从这四个维度来观察中国,或许才能构成对中国的一个完整认识。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区分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但他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性区别作出专门解释,他大致认为,人们主要是基於传统、感情和价值理性的信仰而认可某种统治秩序为正当的秩序,而合法性则主要是基於法律的规定性,合法性是"正当性最普遍的形式"。以我的理解,可以对合法性和正当性做一个简要的界定:合法性主要是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正当性主要是一个实体正义的概念,有合法性必有正当性,有正当性未必有合法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分离的。用这两个概念来认识中国的制度性质,可以作出两个判断:一、中国现有的统治秩序没有任何合法性,因为这个统治秩序未经人民真正的选举和委托而产生;二、中国现有的统治秩序有部分正当性,这部分正当性既是基於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传统、感情和某种价值信仰,也是基於这个统治秩序给人民所带来的各种实际好处。这大概就是王岐山所说的让人民高兴和满意的依据所在。

合理性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的科学评价,因此,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中国帝制两千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但充满着现代意义上的合理性。以我的观察,中国帝制和後帝制时代有三次人力资源的大解放。第一次是刘邦建立大汉政权,以前帝王都是贵族垄断的资源,而刘邦则开创底层平民夺取国家大位的先河。他的开国元勳都是一些屠狗贩夫走卒。刘邦依靠他们通过暴力的方式打通了底层向上流动的政治渠道。第二次大解放是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度,以文化的方式打破了世袭门阀制度对官僚阶层的垄断,士人不再是通过依附世家大族而是通过考试的途径入仕,由此开创了布衣卿相的时代。第三次大解放就是发生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农民取得自由身,以经济的方式实现了身份的巨大转换,当下中国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很多都是来自於农民阶层或城市底层,他们现在身价亿万,对中国影响巨大。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合理性的观察视角,那一定是有失偏颇。

有效性概念是对制度的绩效评价,现在人们经常在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在二百年时间里才完成的事情,可见中国制度的效率之高是非常惊人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1986年陪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先生去浦东考察,当时看到还是一片农田和一些低矮的房子,但十年以後他再到浦东,浦东已经快变成一个曼哈顿了。中国制度的巨大效率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张五常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也是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在2012年对黎安友教授说,福山先生是被中国迷住了,大概就是因为他被中国的巨大效率震撼了。

依据上述四个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这麽说: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合法性,但有部分正当性,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这四个概念出发,我们对中共合法性问题的认识是不是会有更全面更客观的尺度?至少在我看来,中共沉重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没能如人们反覆预期的那样引发它的崩溃,是因为它开发出来的部分正当性、制度安排的某种合理性和有效性,大大缓解了它的危机程度。即使在目前经济下行、中产阶级普遍焦虑、官民矛盾不断加剧、社会分裂和冲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依旧存在着很大空间。黎安友教授所说的"中国制度的韧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秉性,而毋宁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市民社会)的自然生长和扩展,为政治制度的腾挪延续创造了条件。

科斯(Ronald H Coase)教授曾经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场"边缘革命",即改革是来自於一些边缘力量的推动,比如小岗村的农民、乡镇企业家和城市个体户,是他们而不是邓小平实际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邓小平的贡献仅仅在於"事後"批准而不是否决了这个改革。科斯教授的这个看法非常精辟,近三十年来,恰恰是中国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活力和创造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同时也在不断地稀释执政党日趋沉重的政治压力。这个情况至今没有变化,虽然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意味着支持中共合法性的经济因素开始衰竭,经济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但客观地说,这个态势目前还没有出现。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局中,中国依然存在着三个巨大的比较优势: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消费主体和巨大的商业机会。

从市场来看,不说别的,就说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中国政府对这两个市场给予了多重限制,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政府是限制国民在这两个领域的充分消费。如果打破这个限制,那爆发出来的市场容量将会是非常惊人的,它们估计可以把中国当前过剩的一半产能都消化掉。从消费主体来看,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2015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在2.04亿人,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而瑞信(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Report 2015)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为1.09亿,掌握的财富总值为22.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仅次於美国。这两个调查数据有差别,但我更相信西南财经大学的数据。中国的隐形富豪之多绝对超乎人们想象。中国有如此庞大的消费主体,还有什麽经济危机不能化解?从商业机会来说,中国政府试图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归於失败,东北三省的经济几乎全面沦陷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但在政府之外,主要由民营经济所推动的新的经济业态正在蓬勃兴起,互联网经济正在强力带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由此创造出来的商业机会也将会是非常惊人的。

中国,正是因为社会在近几十年里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受到限制之外,在其他一切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空间,因此,中共当前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在别的国家或许早就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而在中国则可能迅速被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那些不问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或对政治恐惧的人,是不会关心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的,他们更多地会从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实。在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有可能被再次掩盖时,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悲剧还是喜剧。

 

二、中国改革和革命的二难选择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合法性问题,那麽,中国当下最大的挑战是什麽?是不确定性!我在此引用两个有代表性人物的看法,一个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他在2014年年初发表的一个讲话中认为: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不是欧元,而是中国的未来方向。"中国领导层目前的政策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在索罗斯看来,"促成中国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中国经济的成功过渡将取决於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一旦失败将影响民众对於领导层的信任,使中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的商业领袖柳传志先生在今年年初的一个讲话中,也明确认为2016年最大的挑战是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源自於中国不断调整的政商关系。他在讲话中引用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剑桥中国史》里的一句话:"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中国商人从来没有占据显赫的位置。"他由此提醒企业家们,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都来不及走完自己这一程的路,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柳作为中国商界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的这个看法在企业家阶层中具有代表性。

中共於2013年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包括60项改革的大清单,又於2014年召开四中全会,形成了《中共中央关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明确了两个方向:在经济上,继续坚持和深化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按这两个方向前进,那估计索罗斯和柳传志们根本不可能会认为中国将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这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最主要的诉求,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外国的投资者普遍期待中国在新的十年里,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一个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此为中国未来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令人们普遍困惑的是,在这两个文件出台之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并未明确地呈现出向市场化和法治化方向发展的势头,相反,却是出现了一系列和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和措施。国企改革已经彻底停止,国企不是向民企方向发展,而是向党企方向发展,党委取代董事会成了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去年爆发的大规模股灾,完全是长官意志肆意操纵市场的恶果,为人为制造出一个牛市,居然开动所有国家宣传机器,公开鼓吹4000点是起点,要向10000点进军,结果是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在股市进行大博弈,博弈以国家力量的惨败而告终,同时亦使社会投资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倒退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司法、意识形态、大学教育、新闻出版、历史研究、大众媒体等一系列领域,可以说是出现了全面倒退的现象,毛时期的政治语言,甚至是文革景象,又卷土重来。从2013年起,持续不断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公开反宪政,公开与普世价值为敌,从原来的"五不搞"发展出"七不准"、"八不讲",思想文化环境处於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刻。在司法领域,原来人们以为周永康时代的维稳恶政和薄熙来式的重庆"黑打"已经触及到了国家治理的底线,以後不可能再有更坏的情况出现,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最近四年的法治状况没有改善,反而是愈加恶化了。太原的"王文军案"和北京的"雷洋案",表明个别恶警的行为已经绑架了整个国家的执法机器。为了维稳这个大目标,最高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纵来自基层执法部门所制造的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恶行,以致使中国的法治目标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

出现上述这些情况,我相信是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在2012年,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对中国未来如何演变的焦虑情绪,同时也充满着对即将上任的新的一代领导人的良好预期。当时京城流传着一个说法,十八大前少说,十八大後可以放开说。据说最早传出这个说法的一个红二代,最近放出话来,说他在他母亲的四合院里对着院子里的两棵树在想:以後究竟会吊在哪棵树上?他这是以调侃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局变化的强烈忧虑,用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帝自己吊死在景山一棵树上来说事,以此流露出对当下治国理政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在红二代群体中已经蔓延开来。

因此,在所谓“新政”四年之後,中国如果还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挑战,那就意味着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改革已死。社会各界所期待的确定性是改革,是通过进一步改革以求达到市场化和法治化的目标,但他们在近四年看到的并不是改革,而是在改革名义下出现的对改革的反动和倒退。於是,问题来了,他们为什麽不改?改革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注入了巨大的支持性因素,改革有这麽多巨大的好处,为什麽不改?记得在2012年,我在共识网上发表了一篇传播甚广的文章:《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其中涉及到一个大问题: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麽办?这个问题由朋友转述出来时,让当时的讨论一时无语,还有什麽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呢?现在不正是遇到了这个尖锐的问题!

我当时的看法是,执政党改与不改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一、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二、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三、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四、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五、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执政党不改,很显然是它无法突破上述五个约束条件。上世纪80年代,执政党的改革动力大,愿意主动改,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大到城市,从经营体制扩大到所有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大,并在改革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广度。执政党那时之所以愿意改,是因为利益包袱不大,需要打破的坛坛罐罐还不多,但经过三十年之後,改革让权贵集团获取的"红利"之大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大的权贵集团掌握的资产达上万亿,已经是富可敌国。有这麽大的一块既得利益,岂是改革能够重新调整?就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来要求改革证券市场、实行注册制的呼声持续不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清单中亦有尽快实行注册制的要求,但注册制就是实行不了。证监会掌握企业上市审批大权,蓄意垄断上市资源,完全扭曲了资产的市场价格,一块钱的东西一上市就变成了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哪个企业不眼红?现在是上千家企业排队上市,等待入市尽享资本市场的饕餮大宴。

"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麽办?"许多人回答说,不改革,就革命。这其实就是2012年民间热议的主题。在这一年里,我曾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博源基金会原定要出版我的一本书,书的主题也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为出版这本书,博源基金会於2013年年初开了一个研讨会,《财经》杂志以"再议告别革命"为题发表了我和秦晖、朱学勤各自的文章,编者按有这麽一段话:"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於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後,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麽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大致相同的问题,让国人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夜。我在文章中引用了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中的相关材料,按他们的统计,1902年中国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19次,到了1903年达到1398次,随後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革命词语的大幅增长,对应的是革命热情的程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但是,一旦把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晚清作全面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当下远远还没有达到晚清总体性危机的程度。从上层来看,现在中共掌握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和话语资源岂是晚清统治集团能够相比?它可以说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从中层来看,晚清时期的地方和民间势力已经壮大,地方财政已经占全国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经形成,民间社会已经有很大空间;而现在是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无地方自治,也无公民社会,言论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地方和民间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从下层来看,目前底层社会的无组织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於晚清时期,乡村的宗族约束和乡绅治理已经被完全摧毁,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员流动和迁徙没有形成良性稳定的底层结构。从合法性上看,晚清统治集团作为异族政权,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败无能而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旗帜能够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现在的执政党重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依靠庞大国力转向民生经济,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断言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必将重蹈晚清统治集团的覆辙,理由显然还不充分。

革命除了需要有客观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主观条件,革命的主体是谁?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哪里?革命家的作用何在?在2013年的一个聚会上,杨冠三提到,他曾请教他14岁的儿子,问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辛亥革命。儿子考虑了几天後告诉他父亲,不可能。父亲问为什麽,儿子的回答是:朝中没有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这个少年的回答可谓精辟。袁世凯是促使晚清最後和平交权的关键人物,现在许多人都在期待中共内部能够出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蒋经国、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Klerk)式的人物,以起到和袁世凯相同的历史作用,但现在人们似乎看不到中共内部有出现这类人物的任何迹象。没有袁世凯,那麽,孙中山在哪里?现在的孙中山好像都在纽约,而且不止一个,但纽约的孙中山们都太小了,如果十几个孙中山能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孙中山,或许还有力量。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现状,革命可以空想,可以高调,可以打口炮,却难以落地,在武昌重新打响第一枪。

改革已死,革命不能,中国未来的出路何在?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
   如此。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後果不可控的。在改革已死、革命不能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转型会以什麽方式完成?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先生的相关政治理论,在我看来,福山先生的著述为中国社会转型展示出一条"福山路径"(Fukuyama' Pathof Chinese transformation)。 

自毛以来,中国各届领导人均高度重视美国人的意见,虽然他们表面上视美国为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是世界的价值导向,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影响深远。但自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老二之後,而且有可能在近几年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美国原来那些中国通们对中国的许多看法就变得不合时宜了。说穿了,中国人需要听到来自美国人的“好话”。2004年,美国的一个观察家乔舒亚·库帕·雷默(Joshua CooperRamo)将他看到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为“北京共识”(BC),以区别於“华盛顿共识”(WC)。这个说法提出之後首先是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在2008年至2010年,中国学界就这个主题举行过多个国际性研讨会,并公开发表了许多著述。和“北京共识”相匹配的是,“中国模式”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但是,这个高潮很快就过去了,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模式”的破产让“中国模式”论备受质疑,以致“北京共识”再也无法继续讲下去,它现在已经销声匿迹。

雷默不行了,福山来了。福山先生显然享有比雷默先生更大的名望,他的"历史终结论"在欧美世界和中国都有着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宣告西方民主制度即将彻底胜利、东方专制制度即将彻底失败的一个历史性宣言。作为这个宣言的作者,福山先生理应遭到中国的排斥,至少是作为一个被中国批判或嘲讽的对像,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去年,福山先生先後被中国目前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王岐山和习近平接见,负责中国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曾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以欣赏的口气谈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变了。中共高层为何会在现在这个时候高度关注福山政治学?我认为,这是因为福山先生最近说出了中共领导人一直想说并企图力行实践的那些想法。

2011年,福山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专著《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年,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出版。阅读这部著作後,我发现该书的理论叙事框架基本上是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为参考,而不是基於西方主流的政治制度史。福山先生没有按西方政治叙事的惯例,从古希腊罗马开始言说,中间论及中世纪的分裂状态,然後到中央绝对主义政体的崛起和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这是西方政治制度演进的典型过程。但是,这个典型过程在福山的著作中被置换了,他是从中国的国家建设开始阐述政治秩序的起源,认为秦朝凭藉政治权力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制度”,“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

福山先生对秦汉制度的由衷赞美,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这样的概念,由此阐述政治秩序的起源,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叙事,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他描述的从“国家建设”到“法治”再到“负责制政府”的政治秩序演化,并不是中国已经发生的历史图景,而毋宁是中国未来要展开的蓝图,这可能真是中共所需要的蓝图。我甚至认为,福山先生的这本著作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

首先,福山先生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极大地满足了中共领导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信心。对一个西方学者来说,在长期目睹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无能之後,很自然地会被中国自秦代以来一直显示出来的强大国家能力和效力所吸引,我前面所说的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判断中国国家能力的两个重要尺度,福山差不多也是根据合理性和有效性来判定中国在秦代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了,并把汉朝的制度视为一个伟大的制度。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国家建构能力的重要性。说几个数据吧,1977年,中国外汇储备不到10亿美元,只有9.5亿美元;GDP总额是3200亿人民币;全国居民存款总额是181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是874亿人民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600亿人民币。现在,一个华为企业的经济数据恐怕就可以超过1977年的全国数据,华为2015年销售额是3950亿人民币,利润是369亿人民币,经营活动现金流是493亿人民币,研发投入600亿人民币。一个2015年的中国企业相当於一个1977年的中国,这个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很难做到这一点,福山先生由此把国家能力视为建构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素或第一阶段,显然是符合中共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制度优势的认识。

其次,福山先生把法治视为政治秩序演化的第二阶段,基本上是可以被中共领导人所接受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做保障,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而法治建设将有助於国家建构能力的正常展开。福山先生在和王岐山会晤时,原来是准备和王重点谈法治对於中国的重要性,但王并没有给福山来谈这个问题的时间,这并不表明王不重视法治,而毋宁说王是想表现出中国的法治计划尽在其掌握之中的自信,他不需要再了解法治的ABC。他对福山说:你讲的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中国文化里有这三个要素。这说明他还是看了福山的书,他能够接受法治的概念,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共不接受司法独立,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法治纲领,基本上就是王岐山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法治,最大限度的把党治和法治结合起来。

第三,福山先生提出的"负责制政府"这个概念为中共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这可能是中共领导人目前最需要的一个合法性理论解决方案,因为以"负责制"而不是以"民主制"的角度来看待政府的产生和行为,可以使执政者规避程序正义的挑战,而这是中共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福山先生认为:"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如何让政府负起对民众的责任,福山先生认为可以有多种方式,除了是通过选举这个主要的程序来建立负责制,同时也可以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古代中国是通过道德教育来建立君主对民众的责任统治,而英国早期则是以法律的名义塑造出一个可被问责的政府,道德和法律至少在历史上是可以成为合法性的途径。中共领导人目前就是想回避选举这个程序正义,而致力於通过道德和法律的方式来重建政治合法性。

福山先生提出的以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来依次建构政治秩序的路线图,一定给了中共领导人以深刻印象,而福山先生对西方民主制度低效无能的批评,一定会更进一步提高中共领导人坚持现有制度的信心。他们会认为:既然你们的制度不行了,为什麽还要叫我们走你们的路?现在中共领导人已经放出风来了,中国制定的"中国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问题。用习近平的话来说:"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现在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新战略,大概就是"中国方案"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由此看来,中共领导人没有放弃以前在推行"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上所做的努力,他们实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有能力按"中国方案"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并重组世界秩序。

我把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演进的路线图说成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福山先生自己未必认可,而中共领导人也绝不会认为他们的政治智慧会来自於一个美国人的启示,他们至多认为,福山先生关於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可以被中国的经验所证实的,他们当然也乐於看到一个原来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着名学者因为中国的经验而修正了他的看法,或许也期待福山先生在中国经验的指引下能在"中国道路"上走的更远,我认为这是福山先生之所以被中共领导人所重视的原因所在。其实,不管是福山先生讲还是不讲政治秩序演进的三个要素或三个阶段,中共领导人都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强国家能力的建构,实行党领导下的法治,并努力建立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没有福山,这将是一条没有福山的"福山路径"。依据这条路径,可以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如下三个判断: 

第一,中共领导人将会继续加强国家的建构能力,继续实行国家(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继续实行国家主义的发展战略。强化军队建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国家的财政能力,继续垄断重大经济资源,进军新经济领域,掌控互联网龙头企业,通过国家力量建立起对政治、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能主义控制体系。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型国家"利维坦"(Leviathan)。

第二,中共领导人会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有限度的法治,既不会是香港式的法治,也不会是新加坡式的法治,而是中国式的法治。中国式法治的核心是要维护党治,即保证党享有对司法的最高和最後裁量权。在此前提下,中国式法治会尽可能多地借监香港式法治或新加坡式法治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有限规范政府运行和全面规范社会运行的法律保障体系。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会大幅提高,执法机关会较以往受到更加严厉的法律约束和监督,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依法受到更大的保护,规范社会经济事务的法律体系会更加完备。

第三,中共领导人将继续实行一党专政体制,即使在法治基本完善的情况下,也绝不会主动放弃或改变这个体制。在国家权力的最基层,中共领导人也不会实行真正的自由开放的选举,更不会实行新加坡式的一党执政模式。中共领导人将继续通过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来重铸其政治合法性,建立起一个尽可能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通过整顿党治、整顿吏治、清除腐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祉这些方式,来改善它的领导,缓和官民矛盾,增强其统治的正当性。

上述三个判断可以说是构成了中共希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理想愿景,也可以说就是它当下正在展开的一个现行路径。从横向的权力结构来看,中共正力图通过构造国家能力和受党治约束的法治之间的一种政治平衡,以求重建它的政治合法性。从纵向的权力演进来看,中共最终是希望通过非程序正义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尽可能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但是,中共沿着这个路径最终能不能走下去,我想一定会遭到最广泛的质疑。至少在我看来,在中共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问题时,它企图依靠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控制方式来继续维持和建构强大的国家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原来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经开始逐步衰竭;党治和法治的内在矛盾不会因为法治的进一步完善而被逐步削弱,相反却会因为法治空间的不断扩大而加剧党治和法治的冲突,党治和法治最终是不可兼容的;脱离选举制来建立一个现代负责制政府,以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来形成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政治责任,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没有真正的选举制度,政府只能对党负责,而绝不会对人民负责。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能不能在中国顺利铺开并达到预期结果,前景并不乐观,中国未来仍将长久地陷入在不确定性之中。

演讲到此该结束了,我对我今天所谈到的三个大问题均作了否定性判断:认为中共现在并不会因为它的合法性问题而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目前正处於改革和革命都无法展开的二难选择中,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福山路径"未必能走得通。我的这些看法都是基於对中国的事实判断,而一旦需要价值判断出场时,我对这些事实判断也是感到沮丧。我和大家一样也是期待在十年里(已经消耗掉四年了),能够看到中共以宪政为导向完成政治转型以推动社会转型,这无疑是一条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共切身利益,更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正确路径,但现在看来,中共要主动走上这条路径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约束条件。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多少仁人志士投身於其间,几代人前赴後继,却依然没有把中国推到宪政的轨道。这是中国的悲剧还是中国一如既往的命运?长久以来,我一直有这麽一个看法,中共出现於中国,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特有现象,既往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无法用来有效解释中共之於中国的意义所在,中共对世界而言依旧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把这个谜团概括为: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中共在大概率会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崩溃,中共在大概率会向宪政转型的情况下没有转型。中共会向何处去?中国会向何处去?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答案。谢谢大家!

姚监复:何方认为,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是错误的

November 10, 2017

——《何方杂谈》《何方谈史忆人》《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读后感

何方老在史学方面的研究中敢于挖掘真实史实,提出独立见解,深刻剖析党及指导思想的致命重病的危险与病根,作出国内外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近日拜读他的《何方杂谈》、《何方谈史忆人》及《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等大作,联系多次当面对我的指教,我认为,何方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敢于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外交路线。他认定,内政决定外交,毛泽东的对内极左路线根本错了,对外的左倾路线也全错了;总的外交路线错了,具体的决策也都错了,特别表现在四次对外战争也全错了,抗美援朝的战争错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错了,对苏联的珍宝岛之战也错了,对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也错了,统统地错了。这些观点是何方思想中闪耀着永恒光辉的亮点,对推动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促进中国学术思想水平的提高和进入国际学术殿堂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外交路线的两大错误:闭关锁国和搞世界革命,使中国落后了30年

何方在《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一文中(《何方杂谈》,第182-183页;《人物》2011年,第8期),指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一条自然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在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张闻天的思想是“集中力量搞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外交工作完全为这个目的服务。他提出和平共处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要努力促进国际形势缓和,不要急着解放台湾,也反对输出革命和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他主张遵守外交传统和国际惯例,同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开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他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战后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估计有错误。张闻天认为,应当支持亚非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干涉人家的内政。”

“然而,建国后,我们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犯了两大错误,一是闭关自锁,二是搞世界革命。使中国落后了30年。”“尤其值得注意的事,对前30年外交政策,从来没有做过总结清算,一直采取全盘肯定态度,即使外交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也不准否认原来政策的正确。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上,新中国外交,都始终不允许自由讨论,基本上属于禁区。”

何方说,前30年有很多很荒唐的故事。中国派解放军到缅甸,帮缅甸共产党搞了一块根据地,从枪炮到大米、军装,全都是中国供应。文革中,一些青年人跑去支援他们革命,参加缅甸组织。文革后,国家正常化,说他们是中国人 ,没有护照,不算;说是缅甸人,缅甸官方也不承认。最近,那些人才回来。有些人在金三角种鸦片。以前,我们和周边国家关系搞得很坏,他们都怕中国,防着中国。毛主席认为和缅甸断交了更好,我们可以更自由地支持那里的革命。李光耀对邓小平说,你们要和我们搞好关系,就应该把马来西亚之声、泰国之声关掉。邓小平把设在湖南,我们出经费的电台关掉了。我们援助世界革命,第一是阿尔巴尼亚,帮它建棉纺厂,又用外汇从埃及买棉花供应它,而纺织品又卖到别处;帮它建电厂,发电又卖給别国。1960、1961年我们饿死了多少人,阿尔巴尼亚一要粮食,就给他们送。第二是援助朝鲜,第三是越南。还有非洲。坦赞铁路,西方大国不敢承担,中国就敢承担。(《何方余谈》,第182-184页)

 

      何方认为,毛泽东对时代判断错了,外交路线基本错误

何方认为,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外交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思想和两条路线,正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映出在国内问题上有两条路线一样。中国前30年的外交路线基本错误。国家战略决定外交路线,前提是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决定策略的基础和出发点。

 

       究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何方回忆1978年3月平反以后,同宦乡、李一氓、李慎之等研究讨论时代问题,取得共识,建议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0年前后,何方协助宦乡提出了适当拉开同美国的距离,改善中苏关系,使大三角关系有利于我们及大力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建议,参加议论和修改的李一氓起草的报告认为国际关系根本变化,战争可能避免,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打不起来。1979年2月看问题比较快的胡耀邦在驻外使节会上说,“认为苏修是世界战争策源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值得研究,对苏联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值得考虑。”7月18日邓小平针对胡耀邦的讲话,强调“战争确确实实越来越逼近了,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还是要坚持一条线的战略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还是要立足于早打、大打。”

1979年2月对越战争后,邓小平提出两大问题:一是无论如何要发展经济,中国太落后了,老百姓太穷了。二是外国发展那么快。对新加波、日本经验比较重视,逐渐有些改变。但是仍然坚持战争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的老看法,但表示,我们希望推迟2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对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李一氓早就建议放弃,胡乔木也认为是“胡说八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没收集他在联大讲“三个世界”的发言,他本人以后也不提了。到1984年11月邓小平正式表态,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应当有新的判断,他说:“战争威胁,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邓小平又在军委会上宣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从1949年到1985年,毛泽东、邓小平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对时代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的外交路线,终于被邓小平本人放弃了。但是,并没有认真批判和否定过去的错误,也没有正面肯定张闻天、王稼祥在文革前的“三和一少”路线的正确性,也没有提到1976年以后李一氓、宦乡、何方等提出关于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战争不可避免、要支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和邓小平的“三个世界”、“ 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判断都过时了,现在已经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些重要结论与建议具有先见之明,为中央改变战略与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邓小平更没有指出错误的时代判断和外交路线耽误了中国建设与发展30多年,使中国落后那么多的严重后果与历史责任。

 

关于时代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左派又发动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批判。陈云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邓力群在1990年3月主持了会议,讨论关于帝国主义论和时代问题。实际上,会议批判的矛头是对着何方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论点。后来,由于吴冷西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公开批判会造成误会。这场高规格的批判就不了了之。但是,赞成和平发展时代的提法的人反而更多了。1997年北京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总结说,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代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

不过,在这场不了了之的讨论以后,何方关于时代问题的重要观点被社会重视。“超星名师讲座”请何方做了几次有关时代的报告,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军事学院等单位都纷纷邀请何方去作报告。

但是,这场争论没有结束。到了21世纪,官方仍然坚持“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仍然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不变”,“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分化”,甚至害怕和担心“普世价值”也是亡我的手段,加以批判。实质上仍然不敢承认现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内心里仍然在坚持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只不过形式、方式有变化而已。因此,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争论是长期的,特别是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外交路线,没有彻底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必然会借尸还魂。

因此,重温何方的教导是必要的、有益的。何方指出解放以后在外交路线上,张闻天与毛泽东有区别。张闻天不主张“一面倒”,外交部不是搞世界革命的,“革命不能输出,外交部是代表政府和人家政府打交道,不能去搞革命,挖人家墙角。”毛泽东翻云覆雨,一会儿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一会儿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又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毛泽东的外交不能出现和平共处,只能打仗了,总想搞世界革命。毛泽东对时代判断错误,要搞世界革命,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强调备战,早打、大打,丧失了一次又一次非常有利的发展机遇,人家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了,中国停滞、落后。经历了60年的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有智慧的领导人应当清醒地认识、深刻反思、深入批判、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整个毛泽东思想,肃清其影响,真正融入国际大家庭,才能达到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

关于毛泽东和张闻天两条外交路线问题,何方认为“这个工程很大,得有时间”(《何方杂谈》,第182页)人们期望,有能力有水平有重要经历的何方老人一定能完成这项宏大的理论工程,为后代留下又一部信史的传世之作。

 2012.12.23

后记

何方老先生在世时,我同他多次讨论毛的外交路线。他认为总的路线是错误的,外交也一定是左倾的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何方的首创,首先发现和指明的真知灼见,应当公之于世,保住知识产权、发明权。改变外交由周总理主管,因此是正确的,这种错误想法。这样,我写了这篇文章,介绍了何方老先生认定毛的外交路线是左倾的错误的,四次外交对外战争都是错误的新结论。但是,何方老人坚决不同意我发表。我分析,他耽心会受到批评或批判。因此,我尊重他的意见,没有公开。在今年何方告别会上,我征求了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的意见,人已离去,思想应公开宣传。她同意。

现公开发表智者何方几十年前就已形成的思想、结论,毛的外交路线也是左倾错误的。文中肯定存在不当和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预致谢意。

姚监复

           五柳村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 中午11:53收到

徐友渔: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November 6, 2017

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不论对于内部生存者还是外部观察者,中国都是一个神秘之国,对这个社会提出切中肯綮的论断难上加难,敢于预言其未来和前途者往往铩羽而归。但是,论说中国又是一件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事,各种人物都愿意对此一试,于是,我们读到在五四时期访问中国的西方哲人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政坛一代枭雄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也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无畏青年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世界的目光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一方面,中国迅速成为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艳慕与仰视,另一方面,它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敌视与否定,令人不安与惊愕。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太平盛世”的赞誉和“即将崩溃”的预言各不相让。

何清涟、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对中国这个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会,对这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体检和准确的诊断,对中国的未来做了理性而审慎的预言。作者的立场与“太平盛世”论截然对立,但对于“即将崩溃”的预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暂时闪光的GDP数据,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平等、损害生态环境安全、透支未来的发展与福利换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危机早已出现。由于问题产生于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机的办法,将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作者进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把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市场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为所欲为、所向披靡、“创造奇迹”;同时让当权者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化公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国模式”的一时喧嚣、现政权的表面强大,以及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统治权就本质和长远性而言没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和许多西方学者使用的概念“市场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我估计,本书鲜明的观点、犀利的剖析,不会让所有的读者轻易地接受。许多关心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现实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中国的现实有距离和隔膜,或者由于生存条件与利益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点:其实,早在20年前,作者已经在其引起轰动的《中国的陷阱》一书中,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在那本书中,作者对于借改革、开放名义进行的猖獗的寻租活动、疯狂的“圈地运动”、骇人听闻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了大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容乐观的预言和警告。20年的事实证明,作者的不祥预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态的恶化发展与作者敲响的警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本书对于中国问题诊断的准确性,用不到20年,不但会得到证实,而且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肯认。

面对同一个中国,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和结论?其实,社会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对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运动,人们能找到一百个理由谴责,也能够找到一百个理由赞扬,遑论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阶段的中国。对一个时代和社会做出正确判断,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良知和见识。剧变中的中国呈现出多个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有被殴打抓捕的访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奥运会金牌,也有成千上万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结石宝宝。中国漫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低下的国民素质,都可以成为为缺点、错误甚至罪恶辩解的口实。那些带着渡假、消遣、猎奇心态到中国来采访和写作的人,完全有理由惊叹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过东京和巴黎,那些满足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国际组织的官员,拿出“中国第一”的报告似乎是有根有据的。

如何论断中国、诊断中国?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如何鉴别莫衷一是的意见?如果现实本身不能自动提供答案,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启示。

苏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义吸引人们的赞誉,其粗暴、混乱和不人道长期得到原谅,像罗素、胡适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学问家都对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一度神往,但最后,他们基于大镇压和大审判的事实作出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以纪律和效率,劳工福利和社会净化(相当于今日中国的“扫黄打非”),其震撼力超过北京奥运的柏林奥运令世界瞩目,但最后证明为正确的是卡尔·雅思贝尔斯、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讴歌法西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学者。

只有进入历史,才能对人类迄今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导性原则方面达成的共识具有信心。现在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很相似,那时西方对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乱阵脚和称赞法西斯的短视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习西方的势头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模式似乎是另一种文明的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溃而不崩》既是一份诊断,也是一副清醒剂。本书作者兼具经济学家的实证态度和历史学家的长远眼光,在苏联东欧的转型参照之下对中国现实进行深透分析。读完此书后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只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认识中国并不是太难。应该说,目前对中国形势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中国知识界的见识固然是一种考验,但它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如梁任公一辈面临欧洲凋败之局遭遇的考验那么严峻。

人们会问,丧失道义、百弊丛生的现实,难道不是蕴含着否定自己的契机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是相信“压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吗?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表现出了理性的、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单纯为义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虽然当前的问题和危机是难以化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现政权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崩溃,中国社会的病理状况是衰朽和溃伤,随着时间愈发加深的衰朽和溃伤。中共现政权可以凭借对社会不计成本的控制,对民间力量变本加厉、毫无节制的打压,以及巨大的惯性在可见的将来存活。

    作者持之以恒地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中间刚好经历了20年。这20年,见证了作者思想和认识的深化——从呼吁以深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困局到对于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诊断;这20年,也见证了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态度和情绪的转变——从抱有最后一点希望到完全绝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改革”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维系信心的一面旗帜,人们把落后的、丑恶的现象归结为某种改革尚未进行或者进行得不彻底,归结为保守派的阻扰和反对,人们以为推动和捍卫改革必然带来进步,就是在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改革不过是为当权者提供了把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的良机,改革成了这些人瓜分国有资产的游戏和盛宴。从《中国的陷阱》出版到《中国:溃而不崩》发行的20年,就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改革,“改革”这个词汇的正面意义丧失殆尽的过程。

是改革在行进的中途变了味并且越来越变味,还是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即使在中共开明的领导人那里,改革的“救党”功能与“救国”功能也是没有厘清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的地位和党的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来说,党的利益自动地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搞了40年,中国被搞成了一个不加掩饰的以血缘为经度,以亲朋为纬度,国家的所有资源均为党产的红色帝国。这不是改革方针政策的变质变味,而是改革逻辑的必然展开,改革本性的顺理成章的显现。

粗鄙的共产党人不去理会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他们当初打出大旗,上面写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经过无数的失败与灾难,他们的生存策略变为“依靠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4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内部是一个核心、高度统一、很少杂音,在外部也有点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模样,时不时还上演一出万国来朝的好戏。

但是,正如本书所揭露和剖析的,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其实已患沉疴,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存活下来,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虽然可能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人类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徐友渔  2017年5月于纽约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5, 2017

 

吴国光:时代需要勇对挑战的中国研究者——《中国:溃而不崩》序

November 5, 2017

 

    二十年前,何清涟出版《中国的陷阱》一书,为当代华文对于现实中国的研究树起了一个里程碑。今天,何清涟、程晓农伉俪双剑合璧推出本书,作者与出版者都期许其作为《中国的陷阱》的续篇,二十年后再度系统、深入地呈现和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图景,对于厘清围绕中国复杂的现状而在认识上出现的种种模糊、迷惑和困扰,毫无疑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在挑战人们的认识和理解能力;这种挑战力度之大,以至于不断有人感叹,是不是人类过往认识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深厚思想积累,都有严重的问题,乃至不能解释,这样一种以践踏公民权利、当权者高度腐败、贫富分化趋于极端、生态环境代价奇高为特点的发展模式,却取得了繁荣并至少已经维持了几十年。面对这种挑战,有人选择否认中国发展所产生的上述负面效果,致力于美化、歌颂和推销所谓“中国模式”;有人不免轻忽这种发展模式的现实存在,从愿望出发而断言这种模式已经失败——可是,“失败”是在什么意义上呢?看不到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的存在和一个每日每时都在压榨和压迫民众的强权政治体系的现实作为,难道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国的种种严重问题吗?很明显,何清涟、程晓农此书,不属于以上两种思路的任何一种,而是从对于现实的实证研究出发,进一步提升到概念分析层面,形成对于复杂现实的思想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判断。不用说,我是赞赏这种研究方法的。当然,我对于现实的解读和判断在很多地方和本书有不同看法,但是,对于诚恳的思考者来说,这些不同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惟有这样的不同和讨论,才能促进和提高我们对于这同一个现实(在这里,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和理解。“君子和而不同”, 此是之谓也。推开来说,“同而和”,听着很理想,其实扼杀思想生机;如果“同而不和”,恐怕就是因为私利的争夺了。

    清涟、晓农二位都是经济学训练出身,二位的研究向来都以资料丰富、扎实著称。本书再次展现了这一特点。对于中国经济各个面向的深入分析,在我看来,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三十余年,繁荣本身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其经济代价何在?这种繁荣能否持续?从贸易、投资、消费,到金融、股市、房地产,本书从多个最为重要的经济向度对此做了独具只眼的分析。其中的诸多看法,在我看来,既接地气,也有高度;更重要的是,在相关分析之中始终具有对于民众福祉的深切道德关怀,而不是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见到的那种以冷冰冰的数字来支撑单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做法。

    同时,本书也把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放到了卷入全球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这就帮助拓展和深化了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现象的视野。从本书推展开去,也许可以说,正是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紧密结合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民主国家领导人如奥巴马总统也焦虑中国的所谓“失败”多于担心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人们认识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误区,其着眼点似乎更多地在于国家之间权力政治的考量,而较少虑及中国民众和人类社会为某种所谓“成功”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更少思考这种成功对中国和世界在价值、道德、文化和生态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面所带来的深远祸害。本书判断中国的现实与近期前景是“溃而不崩”;对这个判断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如果更多地采纳上述后一种思路,也许可以认为,“溃”者,中国也,“不崩”者,中共也。也就是说,在当前模式下,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在不断付出日益溃烂的代价(当然,中共本身也在溃烂),而这种溃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担心,反过来成为国际社会希望中共维持统治的理由,于是这种文明与民族的溃败进一步延伸和加剧。结果,“溃”与“不崩”,可能形成相互支撑的一种恶性循环。现行模式的长期持续,所带来的祸害,只能不断加大。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这种恶性循环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本书提出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转型和发展的特殊模式。我认为,这是本书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自从1970年代末开始从共产主义转型,历经初期市场化、天安门镇压、加速市场化、拥抱全球化等交织国内和国际因素的风云变幻,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很明显,既不同于毛时代的那种共产党制度,也不同于经典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架构。能不能认识到中国的转型已经在制度层面凝聚为某种特殊架构,这是一个层面;如何概括和理解这种结构,又是一个层面;然后才是第三个层面,即对于这种架构的价值判断。不难看到,人们在讨论中常常跳越前两个层面而直接表达好恶,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成为无本之木,讨论成为争吵。本书则恰恰是从前两个基本层面入手,这就是学术的思想力量所在;本书把这个架构概括为“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创见,也是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大贡献。

    当然,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担当的志业。每个思考者,只能从某个特定方面、特定角度来贡献所识所解;这样的思考者多了,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认识和理解蔚为大观,那就形成了人们的共同精神财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从总体上、根本上得到发展和深化。可惜,从总体上看,我们远远缺少这样的知识景观。在我写这篇序文的时候,网上正因为中国高考而充满对于“文革”后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四十年纪念的回忆和感想。晓农、清涟和我本人,都属于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当年被称为“思考的一代”。在故国,我们的同学绝大多数已经退休,说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应不为过。回首苍茫岁月,所谓“思考的一代”,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成果呢?坦白地说,我对此评价甚低。当然,我们这代人,从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营养看,既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没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思想的滋养,青少年时期是被桎梏在毛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思维套路之中的,因此就思维能力和学术训练而言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但是,这代人,对毛时代有经历有反思,对毛后转型时代有参与有自省,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则有见证有探究。集合这三者到一起,就是这代人的最大思想优势。与西方学者和故国的年轻一代相比,我们有对于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艰难转型的深切体验;与老一辈相比,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巨变业已展开并其矛盾也已深刻呈现的当口,我们作为思考者正当成熟之际;就海外华裔学者来说,则与仍然为政治压制或思维桎梏所苦的同胞学人相比,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而具备全球视野、多元价值和批判思维。也许,八十年代的历史担当,对于转而关心物质利益的诸多同辈而言,已经成为云烟;也许,大海后浪推前浪,浪浪死在沙滩上,一代人不过历史瞬间,不必奢谈什么思想遗产?可是,数十万年人类进化,几千年中华文明,截至工业化时代之前,真正留存于世而影响无届的,与其说是帝王功业、市井繁荣,似还远远比不上岩洞图画、死海经卷、西方三教、论语道德经。即使到了人类自以为轻易就能改变自然、财富确实也如泉水一般涌流的工业化时代直至今天,一本《国富论》,或《资本论》第一卷,对于几百年来人类生活的影响,且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恐怕不是洛克菲勒万贯家财所能望其项背的吧?我并不想夸大思想的作用;我只想遗憾地指出,就在西方主流学界当下转而强调思想对于人类进步(包括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时候,华人社会里更常见到的却是对于思想与学术的鄙视,是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确实,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所有国人一样,大都生活在诚惶诚恐、奴颜婢膝的状态中,缺少独立风骨与自由思想。但是,这种让人不愉快的现实,并不足以证明思想的无用,反而恰恰说明了思想的价值。晓农和清涟都是我的老朋友,更是我素所尊重的同代学者。中国的现实,恐怕很难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创造出比较理想的发展路径了;在思想上,这代人正当密那发在黄昏起飞的岁月,能不能不至于浪费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坚守与追寻呢?“虽萎绝其亦何伤兮”,是所望于老友也!

    是为序。

                                    2017年6月20日,于桴浮书屋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刊登日期: Saturday, November 4, 2017

 

何清涟:中国变革之难: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November 5, 2017

——我为何认为《中国:溃而不崩》

博谈网2017-11-04 21:11 来源: 纵览中国

 

我与夫君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文版,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数万字。因为面对的是不同国度的读者,日本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经济现状,中国读者则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还想知道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本书是20年前何清涟《中国的陷阱》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说《中国的陷阱》成功地预测了9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向,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就是预测今后20-30年内的中国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我已经作出这一预测。如今14年过去,中国正行进在我预测的这条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预测,乃因为中国早就陷入制度性结构锁定状态,这种锁定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三方面,而且互为支撑,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交汇点上解套,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知识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转型。

毛泽东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正,历经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众常委“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再到习近平戳力恢复的个人专断,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结束了自邓以来的寡头独裁体制,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时代一人独大的高层权力结构。这种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政治结构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更在于政治反对者的主流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斗争理念上与中共处于同构状态。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状态,将产生极强的路径依赖。

经济上的公私之变:从未放弃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近40年改革,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拙著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由于中共从未放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权,在产业布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过对一些产业设置门槛,随时调控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的比重,本书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公私之变”,到了习近平时期,将其前任奉行的“国进民退”产业政策,再次明定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价值观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脱百多年前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模式,只是这“中体”的内容换了,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换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模式,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终只限于器物,即技术与流行文化的形式与表层,拒绝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

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倡明的与国际接轨,指的都只是商业文明方面的开放,与商业规则上的接轨,但在政治方面,中国始终拒绝排斥西方文明,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历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直到胡锦涛时期的“五不搞”,再到习近平的“七不讲”,这种排斥一脉相承,只是用语不同。中共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坚持,以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过其垄断的教育体制与传媒,渗透到国民思想深处。即使号称“政治反对派”的人士,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垄断权力,而不是其垄断权力的形式,无论是其思想意识、还是斗争手段,几乎都复制了中共的斗争哲学。

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中共改革鼎盛时期曾设定一个目标:中国将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今这一梦想早已破碎。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让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在社会普遍贫穷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巨富阶层与一亿多中产阶层,让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时代而非年龄)。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中国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阶层结构转型良机,未能从一个以社会底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化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至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以社会底层为主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在广大农村地区与接近农村的小城镇,社会底层人口占据大多数。这种社会结构,自中国明清以来从未发生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的转型至关重要,它既是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还影响到国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纯受益国,中国却未能完成这种转型,源于政治失败。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共存亡发出警告,罕见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还提到其他不少严重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问题等。但作为中共领袖人物,他只会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可能意识到他的政治举措正在强化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虽然可能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统治会继续维持下去,但结果却会导致中国走上失败国家之途。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我当然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制度性出路。本书将建立奠基于私有产权之上的地方自治作为一条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体是国民,在权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强权;在经济上,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让穷困地方寄生于富裕地区的格局,让各地经济自立而达成自治。地方自治的过程,就是培养国民权利意识、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这是结构性锁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处,从此处入手,或可解决中国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轮回之劫,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也可以安台湾之心,解香港人之难,让西藏等找到一条出路。

苟如是,中国幸甚,中国人幸甚。

丁抒: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October 23, 2017

文化革命的先声:「史学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於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1]於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三千万多人饿死後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後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

「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2]

「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3]

「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4]

「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5]

「反对皇帝不等于反对皇权主义。……农民推翻了皇帝却并没有也不打算推翻皇帝制度。」[6]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7]

当时,因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全国范围内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严肃的历史学研究已无法进行。针对此情况,翦伯赞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时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时是民族间的矛盾。不要把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8]

翦伯赞发表文章时政治形势较为宽松,「大批判」没什么市场。可是好景不长,三千多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後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後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後,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9]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10]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後,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後,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1]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

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1472-1528)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後,後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12]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祗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13]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後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持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後,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14]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15]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16]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文化革命序幕:历史学家吴晗为祭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7]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後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18]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19]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20]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21]

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後,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22]

毛泽东对李秀成既有「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批示,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并要求「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23]於是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都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被摘掉。[24]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25]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国大地的祖坟任我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他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26]

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塚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馀,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27]的新名词後,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於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28]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29]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炎帝陵夷为平地 孔子墓被铲平,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後五年,因香客不慎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以至夷为平地。」[30](一九八八年重建)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31](一九八一年修复)

相传大禹治水的关键工程在黄河壶口与龙门一带。今山西乡宁县石鼻村,位于黄河岸边,「上有壶口百里之急湍,下有龙门千里之阻隘。」清代所建大禹庙,「身卧东晋山岭北绕,面对西秦河水南流。」一九六六年被拆毁,今仅存石碑二通。[32]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33]

相传大禹治水的关键工程在黄河壶口与龙门一带。今山西乡宁县石鼻村,位于黄河岸边,「上有壶口百里之急湍,下有龙门千里之阻隘。」清代所建大禹庙,「身卧东晋山岭北绕,面对西秦河水南流。」一九六六年被拆毁,今仅存石碑二通。[34]

约公元前1551年,成汤灭夏朝,建立商王朝。安徽亳县汤陵的「商成汤之墓」,相传为商汤王的衣冠塚。1936年辟为汤陵公园。成汤之墓与公园皆「毁于文化大革命初期」。[35]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36]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後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

「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37]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後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38]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後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39]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後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40]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公元1127年,北宋亡於金。次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率孔氏正宗成员随朝廷南迁,定居浙江衢州。1255年,南宋朝廷拨款建孔子家庙,规模略同曲阜孔庙。虽然後来衍圣公爵位让给了曲阜孔氏宗室,衢州仍被视为孔裔第二故乡。抗日战争中,日寇曾两次进犯衢州,严重毁坏孔府楼宅礼器。1966年再次遭劫:「棂星门石坊被推倒,石碑被砸碎,古银杏树被砍两株,孔府、五支祠、六代公爵祠、袭封祠等被拆除改建。」(一九八四年修复)[41]

由於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42]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凡在中国史籍中能找得到的古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中国史籍中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被掘坟

公元前494年,越国败於吴。大夫范蠡(春秋末在世)为越王勾践设计求和,将美女西施贡献吴王夫差。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於公元前473年灭吴雪耻。范蠡功成身退,与西施驾舟太湖隐去。「扁舟至齐,止於陶。」即今山东肥城县湖屯镇陶山。秦丞相李斯途经蠡墓,曾留题「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之下,谁可比伦?」文革前夕塚上石碑已被毁,文革中,「墓被掘,未见随葬物。墓壁为粗石砌成,後又填平,现存遗址。」[43]

战国时代水利专家李冰父子在四川灌县修筑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三百万亩沃土,造福人民两千年。而今都江堰首山坡上的二王庙的泥塑、石刻、木雕等文物被红卫兵捣毁、焚烧。[44]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32-前202)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殿後松林中有霸王衣冠塚,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二十世纪,还剩正殿六间,霸王、虞姬、范增塑像俱在。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後,霸王衣冠塚及「西楚霸王之墓」碑皆砸毁,庙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後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在土里半在地上的石狮子。(一九八四年重修)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後,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150-219,河南南阳人)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後,「医圣祠」不复存在,祠院所属土地被占用、瓜分。

公元187年,曹操归乡里,在安徽亳县城东筑精舍,曹丕生于此。精舍遗址后为谯令寺。「原有古刹、苍柏,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45]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181-234)「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祗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46]於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47]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後,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塚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因找不到诸葛亮的墓,红卫兵仅砸掉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48]

书圣王羲之(303?-379)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後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後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49](一九八五年修复)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617-650)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680),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後,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唐代名相裴休墓在湖南宁乡县,墓前石柱有联「亮节高风乾坤并老,慈怀道气天地长春。」一九五九年湖南省政府曾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破四旧」中,「墓前石雕碑刻被毁。」[50](一九八二年修复)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唐代诗人杜牧(803~852)虽以写江南诗闻名,墓却在北方。陕西长安县司马村的杜牧墓已逾千年,「高约七米,面积约一亩,墓顶有一大树,六○年代平毁。」[51]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999-1062)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後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52]

宋神宗年间,安徽天长县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被列入「二十四孝」。朱孝子墓千年无恙,今亦毁于「破四旧」。[53]

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镇压过农民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54]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曾经领并镇压过江西农民起义军。他们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三年春,笔者二人从岳庙後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相机刚拍摄了一张照片,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喝道:「同志,不准照相!」(一九七九年重修)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1398-1457)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後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55]

公元1163年,南宋左相汤思退主张割让海、泗、唐、邓四州给已侵占北方大半国土的金廷,以求和偏安。抗金名将、右相张浚(1097-1164)反对此议而被罢官,次年郁病而死。他是四川绵竹人,却葬在湖南宁乡县,墓前有华表。张浚虽是抗金英雄,却曾率领岳飞镇压洞庭湖农民起义,故是反动派。「破四旧」中,张墓连同其儿子的墓都被挖毁。(一九八二年修复)[56]

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蒙古国,西侵欧亚,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生前并未征服中国,他死时中国尚不是蒙古国的一部分。他的孙子鲸吞中国建立「元朝」,蒙古的版图中才有了中国这一块。演变至今,中国的版图中才有了蒙古那一块。所以,成吉思汗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但中共将他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在两旁。而今帝王将相均属牛鬼蛇神,伊金霍洛旗的三十多名干部,外加近百名工人、农民,前往成吉思汗陵园革命,砸毁「成吉思汗陵园」牌匾,改换为「劳动人民文化馆」,将陵园内的文物和陈设「洗劫一空」。[57]

元代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人黄道婆,到海南岛居住三十余年,学习黎族先进纺织技术,于1290年代返回家乡,引进黎族纺织工具并加以改进,使土地贫瘠的乌泥泾的百姓从事纺织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她死时,当地人民共葬并为之立祠。1962年,上海县政府曾重修黄道婆墓。文化革命中,该墓被夷为平地。[58]

南宋丞相董槐(?-1263),安徽定远人,墓堆、华表、碑记等均被毁坏。

明太祖朱元璋(1592-1549)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祗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乾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59]朱元璋早年出家的龙兴寺(原皇觉寺)内朱氏朱亲撰的《龙兴寺碑》被炸毁,「片石无存;泥铜佛像粉身碎骨,朱元璋画像、铸像及众多题刻散失一空。」[60]

海瑞(1514-1587)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1584-1630)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屍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屍骨,并瞩後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後,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後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瞩,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61],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1592-1649)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馀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後,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馀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後,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後,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乾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62]

公元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从意大利来到中国。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给中国带来欧几里得几何,托勒密行星运行算法等,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曾产生重要影响。很多数学和天文学词汇的汉译名,是他和徐光启的创造,沿用至今。他的墓地被夷平。(1984年重修,在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园)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10-1581)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63]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明末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王夫之,1619—1692)墓在湖南衡阳县船山村,已有二百七十余年历史。清代衡阳知县曾刻石予以保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1980年修复)[64]

山东人蒲松龄(1630-1715)留下《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发现,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65]

安徽全椒县是吴敬梓(1701-1754)的故乡。他写搜《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66]後有访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那主任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清朝名将陈化成(1776-1842)一八四○年任江南提督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他与两江总督牛鉴分守吴凇口西、东炮台,抗击英国舰队。陈部击伤英舰数艘之际,牛鉴脱逃,陈率孤军血战,身中七弹而亡。感念陈将军为国捐躯,宝山百姓在县城西建化成祠,立陈公塑像。文革风起,按照毛泽东的逻辑「鸦片战争……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陈化成和林则徐一样,都是「中国剥削者」,当然的反动派。与化成祠为邻的宝山中学红卫兵只知毛泽东,不识陈氏功勋,摧毁陈公塑像,毁弃其战袍等遗物。四年後,宝山中学扩建,化成祠整个拆除。[67]

晚清大臣徐继畲(1795-1873)曾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巡抚,是一名廉洁奉公、直言敢谏的清官,还著有十卷本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一八四八年华盛顿纪念塔奠基时,向美国内及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大清国宁波府赠送的花岗岩石碑砌在纪念塔第十层内壁。碑文书写了《瀛环志略》内关于华盛顿的一段文字。一八六七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向徐继畲赠送华盛顿像,美驻华公使在北京举行赠送仪式上致词说:「你通过你记载的各个国家的伟大人物,从而把华盛顿放置于其它一切伟人之首……为了表达他们(美国国民)的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今天,我以美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殷切地希望,今後你和你的同胞,在看到这幅有价值的纪念品的时候,永远能够回忆起美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永久的友谊,以及对你的热爱和尊敬。」徐继畲死後归葬老家山西五台县永安村。其墓「文革中被掘,墓室石头、棺木等均取出修了水渠之类。」[68]

福州人林则徐(1785~1850)既被毛泽东指为「中国剥削者」,自然逃不过。其故居被砸。[69]

晚清重臣左宗棠(1812-1885),1877年赶走入侵新疆的中亚浩罕国,收复土鲁番,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他是湖南湘阴人。1911年,湘阴左氏家族为纪念左宗棠而修建太傅祠。1966年,太傅祠被拆毁。其灵柩于1886年运回家乡安葬,左墓也在我国中被破坏(1983年修复)。[70]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1838-1896),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後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後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後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71]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1837-1909)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後代、焚烧张家书画之馀,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屍体吊在树上。张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体吊在树上月馀,直到被狗吃掉。[72]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祗有头骨,不见屍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73]

江苏如皋人氏、国学家冒广生(字鹤亭,1873-1959)死後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文革时被毁。(文革後北京文物局将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的冒氏衣冠塚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74]不在此一一赘举。

近代人物亦成文化革命的牺牲。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1858-1927)後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一九八四年重修康墓,康氏颅骨方得安葬。[75]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1861-1919)去世後,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买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後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清末写下《革命军》鼓吹民族革命的四川人邹容(1885-1905),被清廷逮捕瘐死狱中。一九二四年,章太炎等公祭邹容并建邹墓于上海县龙华乡。「文化大革命起,墓被毁。」(1981年重修)[76]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後,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後,祗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於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後,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後,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77]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後,周指示重修。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立墓碑时耍了个小动作:原刻立碑者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而整个公墓除宋氏陵墓外,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当上大总统後复辟帝制,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後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建筑仿明清皇陵、兼具西方陵园风貌。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袁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1853-1927)病故後,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後方掘出重立。1966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78]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79]

湖南桃源人宋教仁(1882—1913)在1911年武昌起义後任中央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农林总长。1912年8月,他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年底开始,各省竞选议员,国民党得绝对多数票,他即将实现组织国民政府内阁的理想。因反对袁世凯专权,为袁世凯所忌恨。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击伤後逝世。後国民党在他任农林部总长期间居住的鬯春堂(今北京动物园西南)建立了一座宋教仁纪念塔。1966年,塔被毁,仅余混凝土基座。

??1912年1月,国民党人在北京东华门刺杀袁世凯,当场炸死袁世凯卫队长等十余人。革命党人黄之萌等被捕杀。後国民政府建「彭、杨、黄、张四烈士墓」。1966年,四烈士墓被毁。

武昌起义时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1938年武汉沦陷时因病滞留在汉。日本人发现後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1942年去世。1948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吴墓被砸,破土曝屍,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在武昌首义公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109旅旅长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县人)被任命为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进攻第29军阵地。赵登禹血洒战场。赵登禹的遗体曾和29军阵亡官兵就地掩埋。抗战胜利後国民政府将赵登禹遗骨和第29军烈士的遗骸重新安葬于卢沟桥畔,并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北平市政府把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破四旧时,赵登禹路被改名,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墓被挖开,其骨殖被抛掷荒野。(1980年重建)

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892-1937,河北省高阳县人)在南苑前线指挥抗敌时,不幸头部受创殉国,是为抗战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其骨骸寻获後寄厝于北平柏林寺。夫人及子女则隐姓埋名。寺中方丈始终严守秘密,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以国葬将佟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文革起,1966年,佟麟阁的墓地被毁。其遗孀被吊销北京的户口,押送到佟将军的原籍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1968年7月1日,他的夫人彭静智死在茅草屋里。

卢沟桥事变爆发後,第九军军长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县人)由贵阳率部北上。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他留下遗书让孩子三日後拆阅:「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到达石家庄後,他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35、61军坚守忻口。在与日军第5师团的决战中牺牲。他是抗战初期牺牲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11月,武汉各界万余人举行公祭,安其遗体于武昌卓刀泉。1966年,郝梦麟墓园被捣毁。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後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1946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1966年8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幹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後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塚。[80]

紫金山东麓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葬有一千多名1927年北伐时牺牲的将士和1937年淞沪抗战时第十九路军、第五军阵亡将士。1966年,公墓及「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均被彻底破坏。

湖南衡山的南岳忠烈祠和抗日烈士公墓,1953年就曾在「清除反动遗迹」的名义下被破坏,碑刻题文全部被凿。惟蒋介石亲题的「忠烈祠」匾额被老百姓取下当剁猪草的案板而得以幸免。1966年9月3日破四旧,祠内所有将士的坟墓都被挖掘,烈士遗骸被弃之荒野。仅一块刻有「游人到此、脱帽致敬」字样的石碑尚存。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1931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後处死,当众枪决後首级被割,置于木匾,在雨中抬至赣江,顺流漂下。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现後,用渔船捞起,运到南昌。以楠木雕做身子,葬于长沙岳麓山半山处。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後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留作反面教材。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摧毁,目前只留残迹。[81]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82]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也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83]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又名郁华)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後仍坚守岗位,终於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後,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参议会在富春江畔修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塚」和双烈亭,纪念郁曼陀和日寇投降前夕在印尼杀害的他的弟弟郁达夫。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烈属证」。现在,因郁曼陀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双烈亭和血衣塚都被荡平,碑石砸断後不知去向。

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亦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84]

陕西榆林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著名报人兼政论家张季鸾(1888-1941),抗战中病故于陪都重庆。蒋介石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联名发唁电,称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後灵柩公葬西安,碑铭「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蒋介石到长安县竹园村的墓地鞠躬致敬。今《长安县志》载:张氏墓园「文化革命中被毁。」[85]

长安县还有一个朱子桥(1873-1941)的墓。朱子桥民国初年曾任广东、广西省长,後出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1925年解职後,他献身於社会救济事业。一九三九年,他到陕西赈灾时集资修缮已有一千七百馀年历史的扶风县法门寺,发现塔下地宫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後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军手中,将甬道封土复原。「破四旧」时,红卫兵开到法门寺,捣烂地上文物之後又挖掘寻找「美蒋特务电台」。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引火自焚抗议,红卫兵方罢休。但朱子桥本人曾是国民党将军属「牛鬼蛇神」,其墓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掘。」[86](一九八七年发掘法门寺地宫,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连同上千件稀世珍宝出土。)

贵州水城人、炼钢专家张连科,在20世纪30年代时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抗战初期,他把上海第三炼钢厂搬到武汉,与汉阳铁厂合并,後又迁至重庆,建成非沦陷区最大的钢铁厂大渡口钢铁厂。因积劳成疾,他于1945年去世,年仅49岁。国民政府葬张连科于厂区内,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题碑。文革初,张氏墓地被砸,遗骨被毁弃。(21世纪初,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为张连科立碑:「文革期间墓表被毁今特重建」)

古文大家、原南京国史馆纂修冒鹤亭(1873-1959)是江苏如皋人。1959年故後,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墓地亦毁于1966年破四旧。(九十年代在北京西郊植物园内建其衣冠塚)

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1874-1961)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87]

地主分子更逃不脱。全国各地的地主的坟墓几乎都被扫荡。

山西汾阳市阳城乡建昌村的地主冀玉卿早在1938年就已去世。其孙子、为毛泽东担任英文翻译的冀朝铸1972年探访汾阳老家时,向欢迎他的党政官员表示打算拜祭祖父。官员们告诉他,冀玉卿的坟墓已在1966年被红卫兵砸掉。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样,遗骨被打碎,被风吹掉。尸骨无存。[88]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89]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後,徐即被指徐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是革命对象,被彻底炸毁。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馀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90]

三十年代自杀身亡的女电影演员阮玲玉,墓被刨後,墓碑被一家农户埋在灶间地下。三十年後才重见天日。[91]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92]替蒋介石写文告的人当然是反动派。一年前病逝的傅氏的墓被南京红卫兵彻底扫平。

名画家齐白石(1864-1957)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他虽然也是湘潭人,毛夫人江青却不認这个老乡。她对红卫兵说了「是谁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究竟是谁封的?」之後,湖南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红卫兵在砸牛鬼蛇神的墓时乱中误砸了他的墓。周恩来说「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93],是冤枉了红卫兵。

北京郊区万安公墓,除周恩来题墓碑的张西曼教授的墓以外,全部被砸。到了一九六八年,连张西曼的墓也被砸毁了。

京剧演员盖叫天(1888-1970)的代表剧为「三叉口」、「十字坡」。年过七旬的老人为自己建了个坟,坟前石牌坊刻着对他演出生涯的自我肯定:「英名盖世三叉口,杰作惊天十字坡。」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斗得呜呼哀哉,他的坟、连同石牌坊、石桌、石凳,通通被砸。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1959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後,什么都没有了。」[94]

上海江西公墓,1962年去世的原民盟上海支部副主任委员、「大右派分子」彭文应,及妻子、儿子的墓一起被扫平。

1967年1月17日,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到胡乔木的住宅,把胡押上一辆敞篷卡车游街。次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西郊八宝山公墓,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

「把瞿秋白臭骨扔出八宝山」为砸祖坟运动划上休止符

毛泽东《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95]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丁注:农、林、牧、渔业各部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96]于是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皆是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馀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後,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屍之灾。[97]

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中国科学院华南分院副院长杜国庠(1889-1961),故世已经五年,却没有逃脱破四旧。他在原籍广东澄海县的墓被砸毁。[98]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家朱洗(1900-1962)去世已四年,却仍算「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他的墓碑被砸、墓被毁,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後浇上汽油焚烧。[99]

中共创建者、首任总书记,原北京大学文学院长陈独秀一九四二年在四川江津去世时,蒋介石曾差人送去一千元大洋作奠仪。「他的墓,原在江津城外,後迁安庆老家,文革中被捣毁。」[100]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宇(1896-1925),生前热恋女作家石评梅,病逝後埋于京郊陶然亭。1928年石氏病逝,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曾前往凭吊。1956年周恩来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见陶然亭将建成公园,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作用。」[101]如今红卫兵认为恋人合葬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1984年重修)

1934年10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1899-1935)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102]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低沉,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103]在生命的最後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馀的话》,动机是「趁这馀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後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祗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104]6月18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後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196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多馀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後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105]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1966年5月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列举党内反动分子时又提到了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106]

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周便跟风转向,在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馀的话》……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07]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108]

当时砸的仅仅是周恩来题字的墓碑。到1967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二度扫荡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109]

不过,这时候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他们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已经差不多全部被砸,「漏网」的没有几个。

殓屍造坟是「四旧」。可是1976年毛泽东死後,屍体却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供奉起来,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 释

1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页。

2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3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4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5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6 1961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翦伯赞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

7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8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9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1967)第78页。

10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11 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166页;《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310页。

12 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13 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14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5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记录,《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50页。

16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17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18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19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20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62~1967)第204、227页。

21 《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22 《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77页。

23  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24 《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25 《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9页。

26 198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27 《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369页。

28 《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二卷第12页。

29  1966年11月30日《讨孔战报》。

30  1986年7月17日《光明日报》;《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9年第9期第65页。

31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32 一九九二年版《乡宁县志》第582页。

33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34  《乡宁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582页。

35 《亳州市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第465页。

36 1986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22页;1966年12月1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见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12-10页。

37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38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39 《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40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70页。

41 一九九四年版《衢州市志》第1098页。

42 1966年12月1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页。

43 一九九二年版《肥城县志》第660页。

44 《灌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35页。

45 《亳州市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第463页。

46 1966年12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42页。

47 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731页。

48 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628页。

49 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461,463页。

50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四八四页。

51 《长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54页。

52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53 《滁县地区志》(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4页。

54 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37页。

55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56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484页。

57 《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6页。

58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41页。

59 《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8页。

60  《凤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第666页。

6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三册第448页。

62 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38页。

6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4 《衡阳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528页。

65 《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16页。

66 《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页。

67 一九九二年版《宝山县志》第921页。

68 《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一九九五年第九期第76页。

69  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91页。

70 《湘阴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785页。

71 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1957~1976)》第286页。

72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73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74  《安阳县志》(一九九○年版)第89页;《黑龙江四十年》第376页。

75 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一九九○年版《崂山县志》第793页。

76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41页。

77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北京化工学院《参考资料》第三册第9-3页。。

78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79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80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81 《名人传记》2000年第4期,冯都《张辉瓒被捉后的秘闻》。

82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83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84 《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23-24页。

85 《长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60页。

86  1987.8.7《人民日报》海外版;《长安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59页。

87 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60页。

88 《冀朝铸回忆录》(<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ma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by Ji Chaozhu)。

89 《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1967.10)第1-2页。

90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91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新民晚报》。

92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9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130页。

94 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9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後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34页。

96 1967年3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63页。

97 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842页。

98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66页。

99 2001年10月5日美洲《世界日报》。

100 《人物》杂志2000年第9期第66页。

101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176页。

102 《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25页。

103 1967年10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101页。

104 《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20页。

105 1964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1967年10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3页。

106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107 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08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109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128页。

丁抒: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October 23, 2017

文化革命的先声:「史学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於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1]於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三千万多人饿死後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後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

「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2]

「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3]

「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4]

「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5]

「反对皇帝不等于反对皇权主义。……农民推翻了皇帝却并没有也不打算推翻皇帝制度。」[6]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7]

当时,因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全国范围内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严肃的历史学研究已无法进行。针对此情况,翦伯赞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时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时是民族间的矛盾。不要把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8]

翦伯赞发表文章时政治形势较为宽松,「大批判」没什么市场。可是好景不长,三千多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後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後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後,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9]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10]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後,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後,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1]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

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1472-1528)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後,後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12]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祗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13]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後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持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後,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14]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15]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16]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文化革命序幕:历史学家吴晗为祭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7]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後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18]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19]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20]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21]

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後,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22]

毛泽东对李秀成既有「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批示,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并要求「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23]於是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都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被摘掉。[24]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25]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国大地的祖坟任我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他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26]

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塚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馀,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27]的新名词後,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於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28]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29]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炎帝陵夷为平地 孔子墓被铲平,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後五年,因香客不慎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以至夷为平地。」[30](一九八八年重建)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31](一九八一年修复)

相传大禹治水的关键工程在黄河壶口与龙门一带。今山西乡宁县石鼻村,位于黄河岸边,「上有壶口百里之急湍,下有龙门千里之阻隘。」清代所建大禹庙,「身卧东晋山岭北绕,面对西秦河水南流。」一九六六年被拆毁,今仅存石碑二通。[32]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33]

相传大禹治水的关键工程在黄河壶口与龙门一带。今山西乡宁县石鼻村,位于黄河岸边,「上有壶口百里之急湍,下有龙门千里之阻隘。」清代所建大禹庙,「身卧东晋山岭北绕,面对西秦河水南流。」一九六六年被拆毁,今仅存石碑二通。[34]

约公元前1551年,成汤灭夏朝,建立商王朝。安徽亳县汤陵的「商成汤之墓」,相传为商汤王的衣冠塚。1936年辟为汤陵公园。成汤之墓与公园皆「毁于文化大革命初期」。[35]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36]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後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

「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37]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後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38]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後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39]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後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40]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公元1127年,北宋亡於金。次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率孔氏正宗成员随朝廷南迁,定居浙江衢州。1255年,南宋朝廷拨款建孔子家庙,规模略同曲阜孔庙。虽然後来衍圣公爵位让给了曲阜孔氏宗室,衢州仍被视为孔裔第二故乡。抗日战争中,日寇曾两次进犯衢州,严重毁坏孔府楼宅礼器。1966年再次遭劫:「棂星门石坊被推倒,石碑被砸碎,古银杏树被砍两株,孔府、五支祠、六代公爵祠、袭封祠等被拆除改建。」(一九八四年修复)[41]

由於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42]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凡在中国史籍中能找得到的古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中国史籍中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被掘坟

公元前494年,越国败於吴。大夫范蠡(春秋末在世)为越王勾践设计求和,将美女西施贡献吴王夫差。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於公元前473年灭吴雪耻。范蠡功成身退,与西施驾舟太湖隐去。「扁舟至齐,止於陶。」即今山东肥城县湖屯镇陶山。秦丞相李斯途经蠡墓,曾留题「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之下,谁可比伦?」文革前夕塚上石碑已被毁,文革中,「墓被掘,未见随葬物。墓壁为粗石砌成,後又填平,现存遗址。」[43]

战国时代水利专家李冰父子在四川灌县修筑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三百万亩沃土,造福人民两千年。而今都江堰首山坡上的二王庙的泥塑、石刻、木雕等文物被红卫兵捣毁、焚烧。[44]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32-前202)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殿後松林中有霸王衣冠塚,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二十世纪,还剩正殿六间,霸王、虞姬、范增塑像俱在。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後,霸王衣冠塚及「西楚霸王之墓」碑皆砸毁,庙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後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在土里半在地上的石狮子。(一九八四年重修)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後,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150-219,河南南阳人)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後,「医圣祠」不复存在,祠院所属土地被占用、瓜分。

公元187年,曹操归乡里,在安徽亳县城东筑精舍,曹丕生于此。精舍遗址后为谯令寺。「原有古刹、苍柏,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45]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181-234)「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祗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46]於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47]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後,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塚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因找不到诸葛亮的墓,红卫兵仅砸掉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48]

书圣王羲之(303?-379)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後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後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49](一九八五年修复)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617-650)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680),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後,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唐代名相裴休墓在湖南宁乡县,墓前石柱有联「亮节高风乾坤并老,慈怀道气天地长春。」一九五九年湖南省政府曾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破四旧」中,「墓前石雕碑刻被毁。」[50](一九八二年修复)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唐代诗人杜牧(803~852)虽以写江南诗闻名,墓却在北方。陕西长安县司马村的杜牧墓已逾千年,「高约七米,面积约一亩,墓顶有一大树,六○年代平毁。」[51]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999-1062)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後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52]

宋神宗年间,安徽天长县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被列入「二十四孝」。朱孝子墓千年无恙,今亦毁于「破四旧」。[53]

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镇压过农民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54]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曾经领并镇压过江西农民起义军。他们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三年春,笔者二人从岳庙後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相机刚拍摄了一张照片,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喝道:「同志,不准照相!」(一九七九年重修)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1398-1457)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後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55]

公元1163年,南宋左相汤思退主张割让海、泗、唐、邓四州给已侵占北方大半国土的金廷,以求和偏安。抗金名将、右相张浚(1097-1164)反对此议而被罢官,次年郁病而死。他是四川绵竹人,却葬在湖南宁乡县,墓前有华表。张浚虽是抗金英雄,却曾率领岳飞镇压洞庭湖农民起义,故是反动派。「破四旧」中,张墓连同其儿子的墓都被挖毁。(一九八二年修复)[56]

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蒙古国,西侵欧亚,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生前并未征服中国,他死时中国尚不是蒙古国的一部分。他的孙子鲸吞中国建立「元朝」,蒙古的版图中才有了中国这一块。演变至今,中国的版图中才有了蒙古那一块。所以,成吉思汗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但中共将他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在两旁。而今帝王将相均属牛鬼蛇神,伊金霍洛旗的三十多名干部,外加近百名工人、农民,前往成吉思汗陵园革命,砸毁「成吉思汗陵园」牌匾,改换为「劳动人民文化馆」,将陵园内的文物和陈设「洗劫一空」。[57]

元代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人黄道婆,到海南岛居住三十余年,学习黎族先进纺织技术,于1290年代返回家乡,引进黎族纺织工具并加以改进,使土地贫瘠的乌泥泾的百姓从事纺织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她死时,当地人民共葬并为之立祠。1962年,上海县政府曾重修黄道婆墓。文化革命中,该墓被夷为平地。[58]

南宋丞相董槐(?-1263),安徽定远人,墓堆、华表、碑记等均被毁坏。

明太祖朱元璋(1592-1549)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祗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乾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59]朱元璋早年出家的龙兴寺(原皇觉寺)内朱氏朱亲撰的《龙兴寺碑》被炸毁,「片石无存;泥铜佛像粉身碎骨,朱元璋画像、铸像及众多题刻散失一空。」[60]

海瑞(1514-1587)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1584-1630)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屍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屍骨,并瞩後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後,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後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瞩,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61],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1592-1649)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馀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後,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馀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後,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後,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乾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62]

公元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从意大利来到中国。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给中国带来欧几里得几何,托勒密行星运行算法等,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曾产生重要影响。很多数学和天文学词汇的汉译名,是他和徐光启的创造,沿用至今。他的墓地被夷平。(1984年重修,在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园)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10-1581)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63]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明末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王夫之,1619—1692)墓在湖南衡阳县船山村,已有二百七十余年历史。清代衡阳知县曾刻石予以保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1980年修复)[64]

山东人蒲松龄(1630-1715)留下《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发现,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65]

安徽全椒县是吴敬梓(1701-1754)的故乡。他写搜《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66]後有访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那主任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清朝名将陈化成(1776-1842)一八四○年任江南提督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他与两江总督牛鉴分守吴凇口西、东炮台,抗击英国舰队。陈部击伤英舰数艘之际,牛鉴脱逃,陈率孤军血战,身中七弹而亡。感念陈将军为国捐躯,宝山百姓在县城西建化成祠,立陈公塑像。文革风起,按照毛泽东的逻辑「鸦片战争……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陈化成和林则徐一样,都是「中国剥削者」,当然的反动派。与化成祠为邻的宝山中学红卫兵只知毛泽东,不识陈氏功勋,摧毁陈公塑像,毁弃其战袍等遗物。四年後,宝山中学扩建,化成祠整个拆除。[67]

晚清大臣徐继畲(1795-1873)曾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巡抚,是一名廉洁奉公、直言敢谏的清官,还著有十卷本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一八四八年华盛顿纪念塔奠基时,向美国内及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大清国宁波府赠送的花岗岩石碑砌在纪念塔第十层内壁。碑文书写了《瀛环志略》内关于华盛顿的一段文字。一八六七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向徐继畲赠送华盛顿像,美驻华公使在北京举行赠送仪式上致词说:「你通过你记载的各个国家的伟大人物,从而把华盛顿放置于其它一切伟人之首……为了表达他们(美国国民)的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今天,我以美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殷切地希望,今後你和你的同胞,在看到这幅有价值的纪念品的时候,永远能够回忆起美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永久的友谊,以及对你的热爱和尊敬。」徐继畲死後归葬老家山西五台县永安村。其墓「文革中被掘,墓室石头、棺木等均取出修了水渠之类。」[68]

福州人林则徐(1785~1850)既被毛泽东指为「中国剥削者」,自然逃不过。其故居被砸。[69]

晚清重臣左宗棠(1812-1885),1877年赶走入侵新疆的中亚浩罕国,收复土鲁番,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他是湖南湘阴人。1911年,湘阴左氏家族为纪念左宗棠而修建太傅祠。1966年,太傅祠被拆毁。其灵柩于1886年运回家乡安葬,左墓也在我国中被破坏(1983年修复)。[70]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1838-1896),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後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後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後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71]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1837-1909)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後代、焚烧张家书画之馀,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屍体吊在树上。张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体吊在树上月馀,直到被狗吃掉。[72]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祗有头骨,不见屍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73]

江苏如皋人氏、国学家冒广生(字鹤亭,1873-1959)死後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文革时被毁。(文革後北京文物局将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的冒氏衣冠塚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74]不在此一一赘举。

近代人物亦成文化革命的牺牲。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1858-1927)後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一九八四年重修康墓,康氏颅骨方得安葬。[75]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1861-1919)去世後,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买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後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清末写下《革命军》鼓吹民族革命的四川人邹容(1885-1905),被清廷逮捕瘐死狱中。一九二四年,章太炎等公祭邹容并建邹墓于上海县龙华乡。「文化大革命起,墓被毁。」(1981年重修)[76]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後,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後,祗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於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後,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後,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77]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後,周指示重修。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立墓碑时耍了个小动作:原刻立碑者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而整个公墓除宋氏陵墓外,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当上大总统後复辟帝制,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後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建筑仿明清皇陵、兼具西方陵园风貌。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袁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1853-1927)病故後,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後方掘出重立。1966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78]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79]

湖南桃源人宋教仁(1882—1913)在1911年武昌起义後任中央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农林总长。1912年8月,他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年底开始,各省竞选议员,国民党得绝对多数票,他即将实现组织国民政府内阁的理想。因反对袁世凯专权,为袁世凯所忌恨。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击伤後逝世。後国民党在他任农林部总长期间居住的鬯春堂(今北京动物园西南)建立了一座宋教仁纪念塔。1966年,塔被毁,仅余混凝土基座。

??1912年1月,国民党人在北京东华门刺杀袁世凯,当场炸死袁世凯卫队长等十余人。革命党人黄之萌等被捕杀。後国民政府建「彭、杨、黄、张四烈士墓」。1966年,四烈士墓被毁。

武昌起义时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1938年武汉沦陷时因病滞留在汉。日本人发现後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1942年去世。1948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吴墓被砸,破土曝屍,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在武昌首义公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109旅旅长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县人)被任命为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进攻第29军阵地。赵登禹血洒战场。赵登禹的遗体曾和29军阵亡官兵就地掩埋。抗战胜利後国民政府将赵登禹遗骨和第29军烈士的遗骸重新安葬于卢沟桥畔,并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北平市政府把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破四旧时,赵登禹路被改名,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墓被挖开,其骨殖被抛掷荒野。(1980年重建)

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892-1937,河北省高阳县人)在南苑前线指挥抗敌时,不幸头部受创殉国,是为抗战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其骨骸寻获後寄厝于北平柏林寺。夫人及子女则隐姓埋名。寺中方丈始终严守秘密,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以国葬将佟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文革起,1966年,佟麟阁的墓地被毁。其遗孀被吊销北京的户口,押送到佟将军的原籍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1968年7月1日,他的夫人彭静智死在茅草屋里。

卢沟桥事变爆发後,第九军军长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县人)由贵阳率部北上。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他留下遗书让孩子三日後拆阅:「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到达石家庄後,他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35、61军坚守忻口。在与日军第5师团的决战中牺牲。他是抗战初期牺牲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11月,武汉各界万余人举行公祭,安其遗体于武昌卓刀泉。1966年,郝梦麟墓园被捣毁。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後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1946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1966年8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幹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後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塚。[80]

紫金山东麓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葬有一千多名1927年北伐时牺牲的将士和1937年淞沪抗战时第十九路军、第五军阵亡将士。1966年,公墓及「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均被彻底破坏。

湖南衡山的南岳忠烈祠和抗日烈士公墓,1953年就曾在「清除反动遗迹」的名义下被破坏,碑刻题文全部被凿。惟蒋介石亲题的「忠烈祠」匾额被老百姓取下当剁猪草的案板而得以幸免。1966年9月3日破四旧,祠内所有将士的坟墓都被挖掘,烈士遗骸被弃之荒野。仅一块刻有「游人到此、脱帽致敬」字样的石碑尚存。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1931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後处死,当众枪决後首级被割,置于木匾,在雨中抬至赣江,顺流漂下。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现後,用渔船捞起,运到南昌。以楠木雕做身子,葬于长沙岳麓山半山处。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後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留作反面教材。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摧毁,目前只留残迹。[81]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82]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也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83]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又名郁华)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後仍坚守岗位,终於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後,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参议会在富春江畔修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塚」和双烈亭,纪念郁曼陀和日寇投降前夕在印尼杀害的他的弟弟郁达夫。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烈属证」。现在,因郁曼陀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双烈亭和血衣塚都被荡平,碑石砸断後不知去向。

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亦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84]

陕西榆林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著名报人兼政论家张季鸾(1888-1941),抗战中病故于陪都重庆。蒋介石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联名发唁电,称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後灵柩公葬西安,碑铭「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蒋介石到长安县竹园村的墓地鞠躬致敬。今《长安县志》载:张氏墓园「文化革命中被毁。」[85]

长安县还有一个朱子桥(1873-1941)的墓。朱子桥民国初年曾任广东、广西省长,後出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1925年解职後,他献身於社会救济事业。一九三九年,他到陕西赈灾时集资修缮已有一千七百馀年历史的扶风县法门寺,发现塔下地宫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後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军手中,将甬道封土复原。「破四旧」时,红卫兵开到法门寺,捣烂地上文物之後又挖掘寻找「美蒋特务电台」。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引火自焚抗议,红卫兵方罢休。但朱子桥本人曾是国民党将军属「牛鬼蛇神」,其墓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掘。」[86](一九八七年发掘法门寺地宫,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连同上千件稀世珍宝出土。)

贵州水城人、炼钢专家张连科,在20世纪30年代时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抗战初期,他把上海第三炼钢厂搬到武汉,与汉阳铁厂合并,後又迁至重庆,建成非沦陷区最大的钢铁厂大渡口钢铁厂。因积劳成疾,他于1945年去世,年仅49岁。国民政府葬张连科于厂区内,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题碑。文革初,张氏墓地被砸,遗骨被毁弃。(21世纪初,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为张连科立碑:「文革期间墓表被毁今特重建」)

古文大家、原南京国史馆纂修冒鹤亭(1873-1959)是江苏如皋人。1959年故後,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墓地亦毁于1966年破四旧。(九十年代在北京西郊植物园内建其衣冠塚)

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1874-1961)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87]

地主分子更逃不脱。全国各地的地主的坟墓几乎都被扫荡。

山西汾阳市阳城乡建昌村的地主冀玉卿早在1938年就已去世。其孙子、为毛泽东担任英文翻译的冀朝铸1972年探访汾阳老家时,向欢迎他的党政官员表示打算拜祭祖父。官员们告诉他,冀玉卿的坟墓已在1966年被红卫兵砸掉。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样,遗骨被打碎,被风吹掉。尸骨无存。[88]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89]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後,徐即被指徐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是革命对象,被彻底炸毁。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馀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90]

三十年代自杀身亡的女电影演员阮玲玉,墓被刨後,墓碑被一家农户埋在灶间地下。三十年後才重见天日。[91]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92]替蒋介石写文告的人当然是反动派。一年前病逝的傅氏的墓被南京红卫兵彻底扫平。

名画家齐白石(1864-1957)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他虽然也是湘潭人,毛夫人江青却不認这个老乡。她对红卫兵说了「是谁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究竟是谁封的?」之後,湖南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红卫兵在砸牛鬼蛇神的墓时乱中误砸了他的墓。周恩来说「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93],是冤枉了红卫兵。

北京郊区万安公墓,除周恩来题墓碑的张西曼教授的墓以外,全部被砸。到了一九六八年,连张西曼的墓也被砸毁了。

京剧演员盖叫天(1888-1970)的代表剧为「三叉口」、「十字坡」。年过七旬的老人为自己建了个坟,坟前石牌坊刻着对他演出生涯的自我肯定:「英名盖世三叉口,杰作惊天十字坡。」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斗得呜呼哀哉,他的坟、连同石牌坊、石桌、石凳,通通被砸。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1959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後,什么都没有了。」[94]

上海江西公墓,1962年去世的原民盟上海支部副主任委员、「大右派分子」彭文应,及妻子、儿子的墓一起被扫平。

1967年1月17日,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到胡乔木的住宅,把胡押上一辆敞篷卡车游街。次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西郊八宝山公墓,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

「把瞿秋白臭骨扔出八宝山」为砸祖坟运动划上休止符

毛泽东《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95]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丁注:农、林、牧、渔业各部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96]于是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皆是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馀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後,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屍之灾。[97]

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中国科学院华南分院副院长杜国庠(1889-1961),故世已经五年,却没有逃脱破四旧。他在原籍广东澄海县的墓被砸毁。[98]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家朱洗(1900-1962)去世已四年,却仍算「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他的墓碑被砸、墓被毁,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後浇上汽油焚烧。[99]

中共创建者、首任总书记,原北京大学文学院长陈独秀一九四二年在四川江津去世时,蒋介石曾差人送去一千元大洋作奠仪。「他的墓,原在江津城外,後迁安庆老家,文革中被捣毁。」[100]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学生高君宇(1896-1925),生前热恋女作家石评梅,病逝後埋于京郊陶然亭。1928年石氏病逝,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曾前往凭吊。1956年周恩来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见陶然亭将建成公园,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作用。」[101]如今红卫兵认为恋人合葬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1984年重修)

1934年10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1899-1935)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102]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低沉,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103]在生命的最後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馀的话》,动机是「趁这馀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後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祗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104]6月18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後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196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多馀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後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105]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1966年5月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列举党内反动分子时又提到了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106]

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周便跟风转向,在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馀的话》……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07]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108]

当时砸的仅仅是周恩来题字的墓碑。到1967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二度扫荡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109]

不过,这时候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他们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已经差不多全部被砸,「漏网」的没有几个。

殓屍造坟是「四旧」。可是1976年毛泽东死後,屍体却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供奉起来,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 释

1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页。

2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3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4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5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6 1961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翦伯赞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

7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8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9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1967)第78页。

10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11 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166页;《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310页。

12 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13 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14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5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记录,《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50页。

16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17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18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19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20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62~1967)第204、227页。

21 《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22 《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77页。

23  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24 《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25 《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9页。

26 198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27 《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369页。

28 《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二卷第12页。

29  1966年11月30日《讨孔战报》。

30  1986年7月17日《光明日报》;《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9年第9期第65页。

31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32 一九九二年版《乡宁县志》第582页。

33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34  《乡宁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582页。

35 《亳州市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第465页。

36 1986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22页;1966年12月1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见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12-10页。

37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38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39 《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40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70页。

41 一九九四年版《衢州市志》第1098页。

42 1966年12月1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页。

43 一九九二年版《肥城县志》第660页。

44 《灌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35页。

45 《亳州市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第463页。

46 1966年12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42页。

47 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731页。

48 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628页。

49 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461,463页。

50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四八四页。

51 《长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54页。

52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53 《滁县地区志》(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4页。

54 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37页。

55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56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484页。

57 《伊金霍洛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6页。

58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41页。

59 《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8页。

60  《凤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第666页。

6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三册第448页。

62 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38页。

6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4 《衡阳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528页。

65 《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16页。

66 《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页。

67 一九九二年版《宝山县志》第921页。

68 《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一九九五年第九期第76页。

69  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91页。

70 《湘阴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785页。

71 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1957~1976)》第286页。

72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73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74  《安阳县志》(一九九○年版)第89页;《黑龙江四十年》第376页。

75 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一九九○年版《崂山县志》第793页。

76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41页。

77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北京化工学院《参考资料》第三册第9-3页。。

78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79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80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81 《名人传记》2000年第4期,冯都《张辉瓒被捉后的秘闻》。

82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83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84 《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23-24页。

85 《长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60页。

86  1987.8.7《人民日报》海外版;《长安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759页。

87 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60页。

88 《冀朝铸回忆录》(<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ma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by Ji Chaozhu)。

89 《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1967.10)第1-2页。

90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91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新民晚报》。

92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9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130页。

94 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9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後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34页。

96 1967年3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63页。

97 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842页。

98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66页。

99 2001年10月5日美洲《世界日报》。

100 《人物》杂志2000年第9期第66页。

101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176页。

102 《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25页。

103 1967年10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101页。

104 《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20页。

105 1964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1967年10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3页。

106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107 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08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109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128页。

钱钢:中共历届党代大会报告语象分析

October 23, 2017
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09:06 AM
 
钱钢
政治报告是中共“总词库”。某句话,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某个词,上届和这届的出现次数不一样;一个提法,诞生或是消亡;这一切都折射了政治博弈。提法微妙变化的背后,有时是政治的变局—— 钱钢:《10个关键词语里的18大》引言
1956-2012,8-18,执政后的中共召开过11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11份,总计311959字。这是个有特殊价值的语料库。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对其进行了全数据拆解。在对31余万字文本作电脑分词和词频统计的基础上,依据党史研究和对政治话语的长期观察,确定了435个词汇和短语、语句,作细致检测。诸多以往未曾注意的“隐事实”,呈现眼前。
其中有:
“标配词”:即11份大会报告中每届必有、从未缺席的关键词;
“冰炭语”:即在话语使用上有明显分野——前4届有而后7届无、前4届无而后7届有的“冰炭不同炉”的两组词语。
“昙花语”:即从8-17的十届大会报告中,仅出现过一次的词语(不包括须待19验证的18);
“首秀语”:即在某届大会首次出现,之后被广泛使用的词语;
此外,还能见到大量在词频上特征显著的“上行语”、“下行语”等。
“标配词”
这组词,堪称不倒翁,或常青藤:
这组词语中,词频1000+ 的有四个:“社会主义”;“人民”;“建设”;“经济”。500+的另有“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群众”。标配词中有三个人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三个形容词:“伟大”、“光荣”、“正确”。
一些想当然该是标配的词语,实则不然。“毛泽东思想”,9大之后每届必有,但8大未提。“工人”是标配,但“农民”和“解放军”不是。“农民”在10大报告中失踪,其实因为它被“贫下中农”一词替代。“解放军”一词从8大到16大都有,但17、18消失。替代的说法是“国防与军队”。
“民主”是500+的高频标配。在中共词典中,“民主”从来是正面口号(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却大不同。“自由”在10大缺席过一次,在全部文本中出现过49次,其中,正面使用31次,负面使用17次)。
半个多世纪,语境变幻,昨是今非、自我否定数度发生。一些外壳坚固的词语,其内芯(语义)已更换。
语义稳定的有“经济”。无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或是“经济危机”,“经济”的语义一致。
“建设”则包罗万象:“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以及“五位一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项“建设”。
“社会主义”和“人民”的语义,在1956年到2012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很大变化。8大到11大的“社会主义道路”,已为定义为“封闭僵化的老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毛时代,则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曾记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当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2012年的“人民”,也不能等同阶级斗争年代的“人民”。
无论词形还是词义,始终稳定不变的,是“党的领导”。在作关键词检测时,笔者发现10大报告中没有“党的领导”一语,再查,发现10大报告用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的领导”相同,且语气更重。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标配词是中共的LOGO。政治话语的名实关系,足可作长篇论文。此处不展开。
“冰炭语”
请看两幅词云图:
 
前一幅,是8-11四届报告使用过的词语,后一幅,是12-18七届使用过的词语;一条界河,隔开两个历史单元。前者的词语在后者消失,后者的词语在前者闻所未闻。
前一幅的最大特征是敌人遍布。外有美帝苏修,内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由此引申出复辟、野心、阴谋、篡党夺权、罪行……,引申出斗争。也引申出对领袖的膜拜。
而后一幅,标志着革命党时代的终结和执政党时代的到来。改革,市场,法治……,无论对这些词语的定义和实效有何种歧义,这套话语体系的逐渐定型,是不争的事实。
语象研究重视整体的模式识别。可以说,前者姓毛,后者姓邓,二者隔着鸿沟。架桥,打通,有如天方夜谭。然而近年来隐忧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对“敌对势力”和各种谀辞保持着特别的警惕。
“昙花语”
仅在一次大会出现,此后消失的词语,8大有 “国家资本主义”, 9有“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0大有“反潮流”,11大有“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12-16报告中的昙花语见下图:
胡耀邦的12大报告,改革的倾向鲜明,但在论述精神文明的段落中,邓力群等起草者强调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12大报告中“共产主义”一词出现33次,成为历届之最:
4年后,在12届6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定起草时,是否要用这一语句,引发邓小平与邓力群的争论——邓力群坚持这是12大精神;此语最终没有被写入决定。
“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见于13大报告:“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主要是: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最后这句,此后各届未再出现。
与此语同命运的,还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3大的这句话,当时对推动新闻改革起过鼓舞作用,惜乎已成绝响。
14大高度评价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的实践,15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终身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二语,后来的大会不再提起。
16大报告中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提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后二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17、18未再出现,“绝不照搬”的说法,17消失,18重现。16是“绝不照搬”的首秀。
“首秀语”
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口号,可以通过语象方法追溯其在党代大会报告的起源。12大之后,各届大会报告里重要的首秀语如图:
12大报告指出:“特别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一语,13大沿用,14大消失,15-18每届都有。
“小康”是12大首先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去掉“的”字)、“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在大会报告的首秀,是在13大。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12大开幕词中已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13大以后,各届大会报告的总标题里,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14大首先提出的。14大遵循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提法被15大沿用。
15大是“邓小平理论”和“依法治国”的首秀,16大是“三个代表”、“执政能力”的首秀,17大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的首秀。至此,邓、江、胡的旗帜语次第亮相。
“上行语” 和“下行语”
上行,下行,显示话语趋势。请图说话。
上行语如图:
 
下行语有:
 
 
“政治改革”补记
在全部报告文本中,在8大曾出现过一次“政治改革”。它与12大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和13大首提、此后历届均提及的“政治体制改革”,所指完全不同。
它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刘少奇在8大政治报告中回顾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他说:“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还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曾经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但是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代表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想错了。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么,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们,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
原来说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老问题:改革,还是革命。
供19大报告阅读者参考
以上分析,可以作为阅读19大报告的参照。可注意:
1,是否有标配词消失?
2,是否有此前的昙花语再度出现?
3,是否有新的昙花语出现(18大报告的首秀语在19大消失)?
4,是否有冰炭语中8-11四届的词语出现?
5,上行和下行语有什么新的变化?
6,19大报告出现了哪些首秀语?
(数据编辑 朱蕴儿 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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