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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访问余英时教授随感录

September 24, 2017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吾尔开希、李录和我最早到了法国,陈一咨、苏晓康等许多人相继到了法国。“爱丽丝”协会(A.L.I.C.E)是“与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联系协会”的简称。协会的法国朋友对我们这些流亡者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不久,我接到余英时教授的信,请我去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在吾尔开希、李录、陈一咨、苏晓康等许多人离开法国到美国后,我向“爱丽丝” 协会(A.L.I.C.E)表示,我希望去普林斯顿。协会的玛赫雅娜劝阻了我。她说,法国把你们从香港接到巴黎,这么多人都去了美国,你就不要去了。这样,我留在了法国。

           “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刘宾雁、苏晓康、柴玲、陈一咨、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程晓农、白夢等很多人,在余英时帮助下,在普林斯顿定居下来,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刘宾雁、陈奎德先后担任主席。

            冯胜平是余英时的学生,他一直住在普林斯顿。今年八月下旬,我与冯胜平谈起了余英时,他告诉我,一九八九年他放下学业,全力投入抗议“六四大屠杀”的运动,与余英时的推动分不开。冯胜平说,余英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喜欢蒋介石。余英时在谈到民国军阀混战时曾引用胡适的一句诗:“冯来蒋去一窝猪”。这里“冯”和“蒋”指的是冯玉祥和蒋介石。

             我对冯胜平说,我从未到过普林斯顿,也没有与余英时有过一次坐下来、稍长时间的谈话,我总希望能够拜访他,感谢他一九八九年最早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对我来说,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联在一起,我学数学物理出身,五十多年前学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今都能够一步步介绍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爱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科学的象征。我也希望能够踏上这位科学巨人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于是,冯胜平与余英时联系,约好九月份去他家。

          从我家到普林斯顿约两百英里。九月二日一早八时,余教授的友人夫妇就来到我家,由我开车,与我妻子高皋同乘一辆车前往普林斯顿。因为是星期六,九十五号高速公路敞行无阻,很多时间车速达七十五英里(相当于一百二十公里),三个半小时就到了普林斯顿。

         一九八八年,我从北京到美国访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请我吃晚餐,我们谈了许多话,三十年过去了,谈话内容几乎全部忘记了,但就记住邹谠太太一句话。她说,为了这顿晚餐,她从早到晚睡了一天,这样她才有精神在晚餐时聊天。当时邹谠七十岁,他太太大概还不到七十岁。余英时夫妇现在的年岁比当时邹谠夫妇大了许多,我想,与余先生的谈话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影响他和他夫人的休息。但事实上,八十七岁的余英时教授,不仅头脑清晰,而且身体比大多数人同龄人都好得多。余太太陈淑平对他的精心照顾陪伴,这大概是余英时身体保持健康最为重要的因素。

 

 

【图1】2017-9-2 自左至右:余英时、陈淑平、高皋、严家祺

                  

           余英时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担任过香港新亞書院校長、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于他杰出的成就,二00六年获得有“人文学科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 余英时兴趣广泛,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他的名言是“我对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尽管我长期研究政治学,第一次拜访余教授,我们谈话的内容并不是政治。我们谈往事、经历,回忆共同的朋友。余教授谈到他对刘宾雁、陈一咨的看法,我则讲了我对在北京干面胡同同住一栋楼的金岳霖、钱钟书,以及我对胡绳、李泽厚等人的印象

           天道和人情

           作为当代儒学思想家,余英时对孔子有精湛的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天道”。余英时二0一四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一书,是一本严谨的中外比较思想史著作。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影响,我一听“天道”二字,就退避三舍,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哲学用日月星辰天体运行来推测人事政治的学说。只是在读余英时文章後,我才认识到, “天道”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孔子强调任何人——无论是天子还是小民——都不能违反“天道”。中国历史三千年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皆是因为帝王有逆“天道”,而改朝换代的枭雄们之所以屡屡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余英时的著作充满理性,但他的为人真挚热情。与余先生交谈,深感到人性的涌动和关怀。苏晓康一家出车祸後,余英时太太陈淑平不仅打电话问候,每周两次坐火车再叫计程车,到医院看望晓康的妻子傅莉。弗吉尼亚州有一家烤鸭店老板,也是夏威夷历史专家和政论家,由于敬仰余英时,请人把刚做好的烤鸭跨州送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家里。余英时过去是不接受这种馈赠的,他现在年近九十,对这种“人情”欣然接受,而且余英时不仅讲“天道”,又谈“人情”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苏晓康对我说,西方文化讲“法治”而少“人情”,中国文化既讲“天道”又重“人情”,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中国的问题是,“人情”进入官场泛滥成灾,“法治”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现在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谈话时,我与余英时先生提到中国目前虽然舆论受到压制,但各种思潮如泉水涌现、汹涌澎湃,而且,全世界也新思潮到处出现。想不到余英时教授说,过去,一种思想的出现,会引起广泛关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二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出现过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那个时代为轴心时代。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余英时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

   

【图2】 自左至右:冯胜平、余英时、严家祺

 

突破”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孔子的出现就是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从普林斯顿回到家中後,我突然意识到,余英时所说的 “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也许就是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式微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思想大混乱”时代。在此之後,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就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样,将涌现出大批足以影响长远未来的伟大思想家。

 

 

 

 

【图3】但丁和黑暗的森林

 

           但丁在《神曲》中写道,我走過人生的一半旅程,卻又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这正是当代人类的写照。环顾全球,每一种文明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资本的急速成长、两极分化的加剧,使传统儒家的 “均贫富”思想不断抬头;在“与世界接轨”的幌子下,中国金融资本大肆扩张,国民财富不断转移国外。与此同时,帝制思想披上了新的外衣,在暗中滋生蔓延。在东正教的土地上,西方民主变成了俄罗斯“二人转”,普京也在做他的“沙皇梦”。在欧美,金融资本的发展正在改变着舊有的工业资本主义,金融成为财富掠夺和财富转移的合法工具,民主的Vetocracy 使国家行为陷入困境。在中东,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不断加剧,恐怖主义盛行,至今看不到解决的途径。

            未来有没有新的轴心时代?没有人知道。返程中由余先生的友人开车。我们离开普林斯顿时,开始下起小雨。在费城迎来了暴风骤雨,车窗外白茫茫一片,只能看清快车道的黄线。这好比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大混乱”。穿越暴风雨,我们回到马里兰,天变晴朗了。

           新轴心时代

              回到家中,重读《机器人革命》并回忆余英时的讲话,我突发奇想: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将进入机器人时代。看起来机器人时代就是人类下一个“新轴心时代”。

             机器人的普及也将造成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大革命,暴风雨过後,就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在机器人时代,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是无限的,太阳能和地幔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资本无需依靠人的体力劳动来创造,人类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由于经济活动中“消费环节”不能由机器人替代,而只有人类本身才能从事,到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机器人时代,“设计创造”和“消费享受”成了全人类两个最伟大的经济目标。社会也随之按“人生目标”分化为三大阶级——创造阶级、享乐阶级和管理阶级。

 

创造阶级创造各种精神产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产品设计方案、新文化艺术产品、新的娱乐和享受方式的设计等,享乐阶级无须从事任何劳动,他们的存在就是从事学习、娱乐和享受,但每个人的收入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管理阶级从事企业管理以及行业、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介于这三大阶级之间还有一些持有其他人生目标的中间阶级和其他次要阶级。在“新轴心时代”,人口可以全球自由流动,崇山峻岭和江湖海洋都成为人类的“适居地”,社区的作用将远比国家更为重要。

     

(写于2017-9-4)  

——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September 23, 2017

何清涟:中国经济公私之变:坚持国企“做混做大做强”

September 17, 2017

VOA2017年9月18日 06:25

北京的中国石油公司加油站台(资料照片)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尽管国企盛产“僵尸企业”,但习近平仍然想将国企做大做强。关于这点,我从2013年开始,写过不少文章。现在再回头梳理这些文章的分析,只能说习近平今天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一点也不突兀,基本是承接胡温第二任期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而来。

中国政府“国企改革”思路渊源小考

我在美国之音发表的有关“国企改革”的文章甚多,其中分析的重点正好预示今天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

2013年是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后履政的第一年,那时候,关于国企的定位还正在争论,批判国企的声浪刚被反腐大业盖过,因此,《改革60条》中关于国企的思路显然是市场派们对国企定位的看法的延续。我当时在《国企改革:成败关键在于结束党管企业——对“改革60条”的疑问(二)》(VOA,2013年11月22日)一文中指出:在习近平宣布要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同时实行“政企分开”,就像“22条军规”那样荒唐且充满矛盾:要消除国企的严重腐败,就得结束党管企业的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如果实行政企分开,胡锦涛十年执政期辛辛苦苦在私企、外企建立的数万个党支部难道就此撤销?加强党的领导与国企改革的目标政企分开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怪圈:撤销党支部,如何贯彻党的领导?但不撤销,又如何能够实现政企分开?因而改革60条中有关“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是句空话。

等到习王反腐大业暂告一段落之后,带有习氏色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于2014年正式出台。而其中“混合所有制”这一重点,在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前,就为社会熟悉。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6日)一文中指出: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一直很贴心,但在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的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他认为,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青岛,准备参加青岛东方影都的启动典礼(2013年9月22日) 

曾参与过20多家国企改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比上述两位委婉,但态度实质相同。2014年4月25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一模一样,这样基本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一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自2014年开始,这些对“混合所有制”表示不同意见的富豪们开始向外投资的资产转移之路,但他们很快就踢到了石头墙。上述几位富豪,除了宗庆后之外,其余两位的命运,外界已经知道个大概。

 

复星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参加该财团在香港举行的年度大会(2015年5月28日) 

通过“做混”让国企“做大做强”

2015年9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中,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当时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动,有说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将国企做大做强;也有人说,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同一个方案,居然引起两极猜想,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我当时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19日)一文中指出是要化私为公,而非化公为私。该文对方案逐条分析,本文只摘要概述三点:

1、指出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这一点,在8月份中国联通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中已经得到实现,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目标: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通过做混是否做强,目前不知,但至少做大了。

2、指出方案的要点是在培养国企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同时,加强党的领导。《方案》共有14处提到市场化,奉市场化为主旋律,这点好理解,企业不市场化、不赚钱,拿来何用?真正的要害在于方案的第24条:“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党领导一切”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生命线,“市场化”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国企改革的主旋律。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千辛万苦推出了政企分开,希望结束党管企业的弊政,本来还打算在成功的基础上推广党政分开,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这一努力自然中止。

3、方案提到,“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方案》第18条称:“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也就是说,发展前景不好的民营企业大可放心,国企不会光顾你;但如果效益佳、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壳资源,躲是躲不掉的。

中国当局为何要实施“公私合营”2.0版?

一个政府考虑扶持什么企业,往往体现其利益考量的重点所在。民主国家对企业的考量一般是就业优先。比如中国双汇2013年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雇员共计4.8万人,其中新增约1,300人,当地居民与政府都很欢迎,并不在意资本所有者是中国人。

中国的私企为中国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早就超过国企。据官方数据,2007年,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国企占9.2%,私企占44.4%;2011年1月,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指出,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的7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个体和私营企业新增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90%。

如今,随着外资撤退,农民工大量返乡,逾半大学毕业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应当鼓励发展私企,将提高就业率作为主要考量。为何当局却要将吸纳就业较少的国企“做大做强”,采取国进民退的“改革”策略?这是基于两点考量:

第一、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政府面临极大财政困难。据官方数据,从公共财政贡献看,目前在中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于劣势,但在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仅为13.0%,国企高达70.3%。在原有的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国企是公共财政支柱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让政府倾力扶持。至于国企是否提高就业率,已经不在政府优先考虑之列,李克强总理已经为数亿待业者指出一条“自主创业”之路,尽管大多数失业者并不具备“创业”能力。

第二、《方案》中,整体上市才是最终目的。国企目前负债率很高,2015年7月末中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12%,其债务来源单一,主要是国有银行。这种银企关系,注定国企如果好不了,国有银行也会被拖垮。过去20多年以来,国企脱困的主要办法就是前总理朱镕基想出的高招,让国企上市圈钱。但近年这一高招居然失灵,2015年股灾中,国企这支“国家队”在政府强迫其参与救市之后几乎全数套牢。于是《国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让国企改革,与民企实现混合所有制后,“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因为资产重组之后,企业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PO(首次公开募股)。

这个方案体现了习近平对待国企与私企的基本态度:国企是党国之根本,私企必须帮扶国企。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他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可以预见的是:十九大之后,公私合营2.0版将持续推开。

(敬告读者:中国经济公私之变系列已经载完,关于习近平是否要走计划经济道路、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前景,合适时候再行分析)

孙骁骥:中国有多少“假中产”?答案是4亿

September 15, 2017

本文作者为学者、财经作家,金融界网站专栏作者 孙骁骥

最近,美国白宫的前战略分析师班农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国比作1930年的德国,认为其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在这个敏感的历史节点,中国如果选择不当,则很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德国的覆辙。他认为,中国对外输出了自身的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这说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这种发展模式牺牲了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产阶层为代价。中国中产者的个人财富与安全,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在近些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财富缩水的感觉最强烈。

班农的一番吐槽却令人联想到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流行的“消失的中产”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是由中产阶层买单的,因此,GDP越增长,中产的境况越凄凉。中产阶层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愈加趋于不合理,社会逐渐失去方向感的表现。如果换一个表达方法,我们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说穿了只是“假中产”。

一,所谓的中产阶层,是个假概念

什么是假中产呢?假中产就是一个社会中名义上中产,但实际苦逼的族群。狭义的中产阶级定义则是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31000美元或每天85美元,这样的阶层占全球人口的约12%。然而,达到了这个收入标准,并不一定表示你实际进入了中产的门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还考虑到物价水平、资产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实际生活情况。

曾经有咨询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尽管社会整体收入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增加,但人们对于中产的认同依然不强烈。这个调查结果也恰恰说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它逼迫着社会中间收入阶层的人士不得不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财富水平。

中产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原因也很简单,即是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结果是表面越富,实际越穷。据统计,全国居民收入指数最高的地区为京沪。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北京以52859元位居第二,与上海的差距仅为103元。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一线城市,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五万多元人民币而已。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收入情况可想而知。

所谓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税金和社保等等之后的实际收入,但这但当中并没有包括房租租金、按揭以及日常消费支出。如果把这些钱统统扣除,居民实际到手的那一点钱是在是非常可怜。

我们还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根据EXPATISTAN网站统计,北京生活成本排名全亚洲第六。在北京的非豪华地段租一间85平米的房子,需要8566元每月。即使以两人合租来计算,对半平分,那么每月开支也在4200元左右,再加上食物、交通、娱乐、治装费用。在一线城市每个月的开销很容易就接近一万人民币

而在上海,情况同样糟糕,上海每月的45平米房租为4818元人民币,整个物价的排名甚至比北京更高,排名亚洲第五。各种开支加在一起,每月生活成本至少也在一万一千元以上。换言之,在京沪等地区,如果你的实际收入每个月没有达到一万元以上,那么你的生活等于是不仅存不下钱而且还倒贴钱。

但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计算,京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400元左右。这就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只能挣到当地平均的收入,那么你根本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如果要在当地立足并且长期发展,最起码你要挣到当地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

这也就决定了一件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线城市的新移民,那么你只能通过某些特定的高收入行业和比较高的企业职位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否则只能被城市扫地出门。换言之,大城市的存在使得人们成为中产的机会很多,但残酷的现实又使得实际成为中产的人数并不多。

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6%以上,全国税收的80%都将来源于城市,城市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达到95%以上。在这个加速城镇化和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的进程中,必将产生数量比以往更多的中间收入阶层。

根据瑞信(Credit Suisse)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以个人拥有财富5到50万美元为标准,到2020年中国的广义中产阶层将会达到4亿之多。但如果考虑到城市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这些疑似中产,最后都会被逼成假中产。

二,中国的假中产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曾告诫人们警惕“中产阶层的消失”。他在书里让读者自问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如果其中任一答案为是。那么,你就不算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你只是一个假中产。

多年来,学术界的共识就是:只有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形成一个理想而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最危险的社会恐怕就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M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之所以危险,乃是缺乏了中产阶层的过渡,从而使贫富对立等等社会问题更加尖锐。

换言之,经济发展迅速而中产阶层萎缩严重,这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的财富序列失衡,经济发展和财富再分配严重迷失方向。要了解中国跨入中产收入门槛的人们为何大量沦为假中产,这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中产阶层从“真”到“假”的堕落,让我想到学者傅高义在《日本中产阶级》一书中讲到的日本中产的情况。他认为,二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新兴中产人群的出现。

与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相对,多为独立小业主或地主群体的“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却并未从1955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直接获益,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的标志,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大量消费的新时代。

在傅高义看来,新中产在日本的崛起,在于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从而带领了新中产的文化以及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日本中产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似乎与中国今天的中产有很多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最初的中产来自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摩托车的冒险者、创业者。到90年代以后,一些有学历的、有知识的人开始通过给外资做服务,替外资盖房子、做生意等等来获得财富,成为中产。在这些商人之外,有一部分中产阶层的来源是机关和事业单位。这些人通过占据社会的权力节点,通过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合谋获取利益,也成为了早期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以上所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真中产。但在真中产分食完社会资源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大举开始。在许多的地方,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开始被打破,农民来到小镇、镇上的人进城、小城市的人来到大城市,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阶层分化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城镇化的极速进程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城乡分野的格局一旦打破,大城市原本的中产阶层的既得利益就会受到瓜分。原本养十个人的社保现在要样一百个人,原本供一千人使用的公共设施现在要给一万人用。这必然造成城镇生活的舒适度下降、公共生活满意度下降、中产的幸福指数下降。中产的收入日渐追不上经济发展,而社会公共服务也不倾向于保护中产阶层。长此以往,他们就慢慢成了假中产。

在这个“中产财富不断被蚕食”的过程中,最为高效的财富保值增值方法就是房地产。据统计局统计,从2005年至今,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可支配收入从一万元左右增加到五万元以上,增加了大约四倍。然而,房价的增幅远高于收入增幅。2005年,北京朝阳区的平均房价是5800元,2017年朝阳区的均价是约73000元。是当年的12.58倍。

可以看出,十几年来,中国的不动产投资回报明显大大高于收入回报。那些80、90年代产生的老中产,要想继续在21世纪成为新中产,则必须在2008年以前投资房地产,最好是利用房地产杠杆撬动资本,否则,他们前十几年用劳动报酬或者商业盈利获得的财富会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被暴涨的资产价格稀释殆尽。

对于搭上了房地产这班“顺风车”的人来说,完成新老中产的交替并不困难。而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则难免像是当年日本的“老中产”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注定面临被洗牌的结局。

在今天这个竞争极度激烈,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两级分化是极为明显的。在社会财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贫富阶级的两级分化是大势之趋,而所谓的中产,不过是夹在贫富两者中间,位置略显尴尬,且不断向下层滑动的悲催阶层

在老中产的习惯思维有很多死角,例如依靠劳动收入、勤劳致富、不事投资或极少投资……这些种种落后而不思进取的想法,不仅会使得中产阶层们自己的财富在新的时代里愈发被稀释,甚至很可能会断送你子孙后代的未来。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9月14日 下午 10:44

原载 金融界 2017-09-14 08:23:44 来源:骥观天下

引用地址 http://opinion.jrj.com.cn/2017/09/14082323111050.shtml

何清涟:中国经济公私之变:国家资本主义为国本从未改变

September 15, 2017

VOA2017年9月16日 06:11

万科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董事长王石在敲锣之后(2014年6月25日)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十九大前,中国经济政策最显眼的变化,是让民营资本入股国企,但却不享有话事权。有人惊呼,这是在倒退。这解释过于皮相。

与毛泽东时代消灭一切私有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邓小平开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并不坚持制度教条主义,对企业所有制的方针灵活多变,只有一点未变,即从未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私营企业则视政治需要调整政策。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中共极权统治“三个垄断”的特点:政治垄断(一党专制)、资源与经济垄断、文化垄断(控制媒体、教育和宗教)。其中资源方面的垄断是土地、矿产、森林、水源全归国有;经济上的垄断是指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重要企业必须国有,放弃经济垄断,就无法维持政治垄断与文化垄断。

1、垄断国企成“特殊利益集团”

如前所述,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无法产生效益并成为包袱之时,朱镕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中,始终坚持的“抓大放小”这一方针,通过对中小国企的改制养成了一批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对大型国企进行资产重组,造就了一批控制国计民生的超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如铁路、金融证券、电力、交通、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形成了一批经济寡头。在2001-2010的这段时期内,这些通过垄断形成的经济寡头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这些国企中,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依附于这些垄断型国企,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比如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就利用其父在石油系统任职的关系网,从事各种与石油有关的生意谋取暴利。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与实践开始分裂。国务院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但实际上,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在不少有利可图的领域内开始了“国进民退”,民航业是国进民退现象最典型的一个行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又主导了一轮“国进民退”,让国有资本进驻一些竞争性行业并逼退民营资本,民用航空业是这轮“国进民退”的重点领域。2009年,中国首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由四川航空公司斥资2亿元持掌鹰联航空76%股份,成为首家退出民营阵营的航空公司。

与习近平时期相比,胡温时期的言论空间相对宽松,民营资本与他们的党内代理人及部分知识精英一道,发起了一场批评国企经济寡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讨论。不少人撰文批评以“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认为这些企业利用垄断资源与垄断经营的优势,以及政府赋予的定价权,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是推动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比如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联手推动价格上涨。还有人批评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民众福祉无关,这些国企连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远远低于民营资本。

在长达几年的批评声中,国企成了腐败、垄断、低效的代名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场舆论战的内容加以总结,写了篇《垄断企业十宗罪》:1、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2、 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3、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4、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5、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6、妨碍了老百姓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7、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8、导致了经济低效率。9、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10、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在上述各种问题当中,批评意见的焦点主要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垄断型国企收入太高,国企领导层年收入逾百万外加分红、公款高消费,胡星斗提供的数据是:“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国企老总利用公共资源创造的财富,成了其个人挥霍的钱库,比如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

当政者的反驳也非常多,《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推出《李荣融困局——当前国企十大争议话题剖析》专题报道是代表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承担的重大使命与特殊地位,让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饱受煎熬。民众骂声一片,一是经验层面的评价,二是媒体的误解曲解。至于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分红太少都是伪命题。在一一批驳以后,李荣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否定国企,实质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则党的领导地位则随之丧失。

2、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大型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垄断重要行业,让国企拥有产品定价权,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中央财政。在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显示,从2002到2009年中央所属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1.6%,国企的税负均值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同时,国企也是政府对外援助和对内实施政治及社会控制所需经费的小金库。例如,中国高层官员去外国访问时,经常随带大量采购合同或援助项目,这些支出往往通过国企支付。

此外,国企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稳定性都远远优越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这样的企业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职业选择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因此,国企往往成为官僚、权贵亲属的谋职之地。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揭露,共有103位在国企任高管的红二代,曾用MBO(经理人持股)的名义让自己致富,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在21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MBO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块巨型蛋糕。

国企与红色家族之间既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这些被管理层大肆攫利的企业不可能经营良好。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国企的黄金岁月结束了,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源头,拖累了中国的国有银行。自2014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大量出现“僵尸企业”一词,指那些严重亏损、依赖银行贷款在维持运转的国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国股市上这样的“僵尸企业”就有266家,占10%,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八大行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例如,“中国铝业”号称“A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净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鞍钢集团”有800亿银行债务,2015年净亏损43.76亿,“渤海钢铁”债务达1,920亿。这些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型国企长期处于低效亏损的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为国企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

屈指算来,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三轮坏帐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变的,即国企靠银行不断输血维持。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0多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2012年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习近平虽然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但陷入政治对手的缠斗之中,国企问题暂时退出公共视野。胡温时期那轮有关国企的争论所指出的各种弊端,只有国企管理层与员工的巨大收入差距被列入解决的清单位之中。2016年1月,央企开始执行国企高管降薪资方案,把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12倍调整为7-8倍,全国各地的国企高管平均降薪30%。全国25个省份公布了国企高管降薪方案,大多数将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2倍以内,把总体年薪限制在8倍以内;限制幅度最大的宁夏,将高管的总体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5倍以内。2017年9月15日,官方宣布“多地推进国企改革细化方案”,要点就是“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提速”。

可以预见,只要国企的运行机制不改,民营资本在政治压力下入股国企,只是让国企获得了“免费贷款”,除了国企经理层薪酬过高获得解决之外,所有问题依旧,对政府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将银行的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

何清涟:中国经济公私之变(3):政商关系之变

September 14, 2017

VOA2017年9月14日 07:51

2002年11月28日,北京的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走过“三个代表”思想的宣传牌。中共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的重要理论贡献。民间把“三个代表”思想和“资本家入党”联系起来。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敬告读者:为了让读者对中国经济公私之变有完整的了解,本文保留了一些以前发表过的内容。)

国企改制让中小国企经理变身为资本家,是中国政商关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之后,中国政商关系进入关键性转折,商界精英正式成为中共统治的重要同盟,这表明中共统治更换了统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还在,但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连名义上的也被正式放弃)。

中共悄悄更换了统治基础

中共政府对商人的崛起相当在意,有过不少未对外公开过的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国政商关系面临双重制度诅咒

人民论坛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紧紧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面临与生俱来的双重制度诅咒当中。

第一重制度诅咒是官员们“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笔者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一些颇有社会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这场讨论。笔者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在每道关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政商结合的制度管道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破除,他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挺进政坛之路,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未变革的情况下,这条道路既方便了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获得政治保护伞。

“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后,本人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同年6月,作者在上海欧亚管理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是“两实一虚”,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实指,执政集团代表“先进文化”也是实指,经济精英被吸纳入中共,因此这“两实”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一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终究还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说是“三个代表”,其实全由中共代表了。作者以上言论被视为是讽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笔“新帐”,加上此前《中国的陷阱》(国内名《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中共当局记下的“老帐”一道清算,作者遭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职、禁言与全天候监控。2000年7月,作者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离奇的车祸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月出走美国。《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则被撤职,在50岁盛年被强令“退休”。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在这场讨论中,为企业家原罪辩解并反对追究原罪的人,占据了最终的话语优势。但社会讨论中反对追究原罪,毕竟不是政府正式赦免,这为中国政府掌控商人阶层留下了很方便的制度通道。

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美国高盛前董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以“他改变了中国”作为江泽民传记的标题,那么,江泽民到底改变了什么?

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问世,中国当局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中国政治俨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胡锦涛执政十年,对江泽民立下的政治规则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继续吸纳富翁。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年西方媒体的“两会”报道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两会”的富豪人数,以及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

 

2017年3月3日下午三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届5次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艾伦拍摄)。中国两会代表中有不少富人。 

2015年两会前夕,《纽约时报》报道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

中国“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总值相当惊人。据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被中共宣传品称之为“金钱帝国”的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8万多亿涨到3万多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经济一席地位:为公有制经济拾遗补阙。江泽民让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在主张消灭私有制、视资本家为剥削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确实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此前,无论是什么学术大师,都无从设想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结合,主动结合者当作一种恩赐,被结合者心怀忐忑,婚床之间始终存在一道裂缝,一有风吹草动,裂缝就会扩大。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掌门人以来,中国商界一直胆颤心惊地看着这条裂缝逐渐扩大,危机感不断加深。

西方左派知识精英一直在梦想要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相结合,提高效率,2017年8月,马丁·桑德布在《从列宁到雷曼兄弟:谎言的代价》里阐述了这一梦想,但他显然不愿意承认,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就是二者结合的范本,他们总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能够开出一朵芬芳艳丽的花朵。

何清涟:中国经济公私之变(2):不被承认的私有化

September 10, 2017

VOA 2017年9月10日 07:38

2012年11月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主席吴邦国与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坐在主席台上。此前,吴邦国曾在大会上宣布“五不搞”,包括“不搞私有化”。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但中共高层却明确否定这一事实,原因之一是,在所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中国执政集团彻底抛弃了以国企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底层。这种抛弃是否具有政治正当性?只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相比较,就会有明确的结论:

一、中国是唯一藉改革之名抛弃底层的社会主义国家

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况且,在多数中欧国家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共产党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民众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密室私有化凝聚成难以化解的社会仇恨

中国的转型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究竟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根据作者对中、俄及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国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海外中文网站上经常出现网民发表的“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之类的言论,就是这种仇恨情绪的表现。

上述过程无异于政府纵容国企管理层伙同政府官员公开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中国当局就算巧舌如簧,也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偶然见之于媒体的国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发社会公众的愤怒,因此,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也不允许学者发表有关私有化过程的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中国官方还坚持宣称“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条“不搞私有化”。但是,这一谎言只是用来欺骗国内公众,实际上,中国政府曾经委托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进行了几次有关中国私有化结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外,以便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开始推进私有化,从而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后十来年当中,中共当局极少追究红色精英们侵吞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如此,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中国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6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后虽然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私有化结果木已成舟,原来的国企厂长经理们已经堂而皇之变身为私营企业家。

三、中国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也许有读者会问,共产党国家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是不是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程晓农研究过俄国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共产党干部直接侵吞国企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国采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如果把中国和俄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过程与结果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式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第一、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企业私有化的具体设想,私有化过程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策划于密室,操作于黑箱,将工人排除在外而进行的。与之相反,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

第二、中国工人大多是被厂长、经理以保留工作为条件强迫入股,不得不动用个人储蓄。中国工人入股本厂之后,空有股东虚名,其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反,俄国工人对本企业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得到承认,权益也有保障。

第三、在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第四、私有化之后,中国大约半数国企职工被解雇,厂长、经理藉解雇员工来降低企业成本(即减员增效),此举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与之不同,在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工人的情况较少发生。

第五、中国推行私有化之时,中国尚未建立保障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系统,失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加之企业厂长、经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大量的劳资冲突。1995年全中国县、市一级的劳动纠纷仲裁机构处理的劳资冲突为3.3万起,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44.7万起,2008年上升到69万起。而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比较尊重工人的意愿,劳资双方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冲突。

何清涟:从国企混改看中国经济公私之变(1)

September 8, 2017

He Qinglian‏ @HeQinglian 4分4分钟前 

从国企混改看中国经济公私之变(1) https://www.voachinese.com/a/4021662.html  

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本文探讨了改革以来的经济第一轮公私之变:共产党干部如何成为资本家。


何清涟: 从国企混改看中国经济公私之变(1)

VOA2017年9月9日 08:54

 中国国企巨头中海油在渤海辽东湾的海上钻井平台。(资料照)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其实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中国政府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梦想: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人们惊呼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中的公私关系真是篇大文章,有必要回顾,以便弄清楚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对私有经济的真正态度。

掩耳盗铃的“ 不搞私有化”

认为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解读有点浮于表面,至少习近平目前不想要计划经济。如果理解了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道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程晓农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近40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这一 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共政权:保持公私互通管道,政府既掌握关键的资源,又随时可以调整政策。需要时,放开政策,让国人发挥灵活性与主动性去开创市场;政府有困难时,又可以强迫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输血。中国联通的混改只是一个开头。

外界都知道,中共在胡锦涛时期有个“五不搞”,其中“不搞私有化”赫然在列。中共宣示不搞“私有化”之时,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是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30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30多年,通过邓小平于 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到了胡温第二个任期,面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与已成气候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内的“五不搞”旗帜,仿佛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完全是中共言行不一、表里相违,而是中共发现,与资本主义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太大的威胁,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要让共产党永久执政的资本主义,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共执政集团既不坚持制度的教条崇拜,还会经常因时制宜地调整政府管控经济的方式。理解了这点,才能理解这30多年当中,中共在国有企业成为包袱之时,可以开展以甩包袱为目的、以“抓大放小”为特点的“国企改革”;与此同时,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调整为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联盟。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百病丛生,长期衰落已无可避免,依靠中共体制致富的各种富商巨贾正面临执政者重构政商关系的强大压力。

理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变迁,是把握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关键切入点。

政商关系之变一: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坚持毛的政治经济路线。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却不准私有化,比如规定私人企业雇工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但这一据说按照马克思经典教义折腾出来的荒唐规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但私有化确实还是敏感禁区。直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国的中小国企经理才有机会变身为么营企业主——资本家。

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10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这个所谓“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一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

第一、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着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其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有的企业。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层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结论是,约50%至60%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25%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程凯:中国大变局中的明智选择

September 3, 2017

2017-08-26 23:03

来源: 动向 

作者: 程凯

 

其实,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众多中国人在中国大变局到来之前,已经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八九民运与“回归民国”

近些年来,人们不断的从网上看到惊人的消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南京中山陵,在重庆原抗战胜利记功碑,在西安大雁塔,有中国大陆青年不惧被逮捕坐牢的危险,勇敢的展示中华民国国旗。近几年,常有中国大陆人偷渡台湾,不为寻求好生活,而是寻找中华民国。我前年访问台湾见到大陆“民国派”青年王睿,他表示:在中国大陆,“民国派”已然成型,“民国热”持续升温,“回归中华民国”运动如巨流涌动。

而在“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中,许多人经二十几年的痛苦探索,也领悟到“回归民国”才是未来中国大变局的正确选项。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六四日记》的著作者、《六四档案》网站创建人封从德,近十年来致力于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华民国宪政,他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得出“回归民国”的结论,形成了成熟的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理念。

对中华民国给予正确评价的声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便在中国大陆响起。八十年代是中国上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解放思想包括打破禁忌,重新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那时候,学术界、文学界有大量记述中华民国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的著作出版,影视界拍出了《血战台儿庄》这样的历史巨片。此后在“六四”屠杀后的严酷环境中,二〇〇三年影视界人士竟然制作出《走向共和》这样完整再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历程的电视剧。

“回归民国”的理念

“民国热”走向成熟,形成“回归中华民国”的理念,是从中国大陆作家、近代史学家高尔品携带书稿出走海外,一九九九年在美国以“辛灏年”之名出版划时代的著作《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辩》开始。这部著作,第一次全面深刻阐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和民国的国统、法统、道统,指出: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的封建专制势力借共产革命的名义疯狂的反扑和复辟。《谁是新中国》一书,以及辛灏年阐释此书精神的一场又一场雄辩滔滔的演讲,奠定了“回归民国”的理论基础,影响着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华人。此后又有海外青年学者丁毅积十年研究成果写成的《民宪论》,诠释了一九四六年国民大会制定的被胡适誉为世界最好的一部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此前还有中国独立学人、民间思想家王康主持五十多位画家耗时五年描绘而成的展现中华民国殊死抗战的历史长卷《浩气长流》,在海内外华人中激起惊天地、泣鬼神的效应。

二〇一四年,辛灏年与一批追随他“回归民国”的志士仁人,在辛亥革命海外发祥地美国旧金山成立“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从事回归民国的研究和运作,并接手编辑辛灏年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创办的《黄花岗》杂志。“光复委”已成为海内外“回归中华民国”运动的运筹中心和参与者的精神家园。

现在回到本文的题目:为什么“回归民国”是中国大变局中的明智选择?

中国大变局,迟早发生。这一变局发生后,将出现中共解体、中国动荡无序的局面。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中,可能有数十人,自认为能担任未来中国的总统,他们已经拟定了十部八部未来中国的宪法。变局后的中国群雄并起、各有主张、莫衷一是,于是变局便成了乱局。这样的乱局很容易为中共的反扑或者军人篡政提供机会。乱局的出现在于,在变局到来之前,民运人士未能在纷纭的政治主张中形成共识、作出一个最明智选择。

为什么“回归中华民国”应是变局到来之际的明智选择呢?因为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一百多年,至今仍矗立在台湾。百多年来中华民国有完整的国统、道统、法统,历经了军政、训政、宪政的过程,并且有一部成熟的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权益和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于一九四六年经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国民大会制定,一九四七年正式行宪,至今仍在中华民国台湾施行。“回归民国”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条捷径,是中国变局到来后人们不必重新探索,避免国家陷入混乱,使得政权不至于回落共产党手中的保证。

变局到来之际的共识与选择

国家与民族的统一也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国人百年的梦想。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多年,割让大片领土给异国,却以国家统一的名义,企图将自由民主的台湾置于其专制统治之下,于是迫使台湾人举起了台独的旗帜。而当未来大陆在变局中回归中华民国,建立了与台湾同样的民主制度,施行同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大陆与台湾还不能在共同的宪政民主之下统一吗?

那么,中国不是有刘晓波主持起草的《零八宪章》吗?《零八宪章》是理念,不是宪法。中国不也有各种版本的宪法草案吗?所有的宪法草案都未经实践检验,不足以与经七十年检验的《中华民国宪法》相提并论。

国民党本应担负起带领国人“回归民国”的重任。但国民党自马英九二〇〇八年执政以来,推行台湾与大陆经济一体化政策,掏空了台湾产业,出卖了台湾的安全与台湾人的利益,部份国民党高层涉嫌从中分享共产党权贵的贪污腐败。如果不是台湾青年毅然发起“太阳花”运动,阻止“两岸服贸协议”的通过,继而让国民党败选失掉政权,国民党可能早把中华民国台湾卖给中共了。败选后的国民党,没有如人民期望的那样,重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操民国复兴大业,而是一部分人堕落成引领共产党侵占台湾的带路党,一部分人致力于将中国国民党改造成“台湾国民党”。今日的国民党高层是孙中山、蒋介石的不肖子孙,但国民党的辛亥革命基因仍在,大陆有志于“回归民国”的人士,理应联合海内外国民党传统的健康力量,重组中国国民党,投身“回归民国”运动。

也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后天,也可能今年,或者明年、后年,中国的大变局就要来临。时局已经没有时间让海内外民运人士继续互相缠斗了,是团结起来、应对

将要来临的中国大变局的时候了。各民运山头的领袖们,谁有凝聚共识的大计,请赶快拿出来,不然就让我们来膜拜孙中山、尊崇蒋介石,“回归民国”,这应是中国大变局中的明智选择。

二〇一七年八月五日

《动向》2017年8月号

吴国光:郭文贵爆料构成了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严重挑战

September 3, 2017

VOA 2017年9月4日 03:08

 

纽约 —  

在中国最高权力交接的19大召开日确定后,北京当局跟在海外爆料的富豪郭文贵之间的博弈更趋激烈。北京正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再度将他列入红色通缉令;郭文贵也不示弱,立即于次日开始了第二轮爆料。但仅一天后,郭文贵又突然宣布将停止爆料10天。

如何看待郭文贵爆料现象?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认为,要理解郭文贵现象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郭文贵现象说明了“中国现有解决矛盾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甚至连圈子很小的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都解决不了。”

吴国光认为,郭文贵爆料已经在中共19大前构成了对中国财富分配原则和解决经济利益模式的严重挑战。

吴国光说,18大前,发生了薄熙来事件,挑战了最高层政治权力分配模式;这次,19大前,郭文贵把经济层面的挑战又提了出来,“那么中国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使它的这个政治的经济的模式能够更健康地发展,我想这个应该是(郭文贵爆料)最大的意义所在。”

以下是吴国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郭文贵现象的实录:

记者:郭文贵爆料可能是中共19大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前所未见的一个现象:一个民营企业家,利用自媒体爆料。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吴国光:这确实是个全新的有趣现象。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现象,要理解它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呢。

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大多数人虽然得到了一点点温饱上的改善,但穷人还是非常多,不一定是贫困线以下,但是你买不起房子,你孩子上不起学,你受环境污染所困,等等,还是非常多的。当民众对这个发展模式不满意的时候,民变引发官变,我以前讲过这个话,就使得高层对我们究竟要这种模式还是那种模式会产生分歧。

精英集团内也人人自危

我觉得郭文贵这个现象说明,恐怕不仅是一般的所谓民变来引发官变,就是在精英集团内部通过这个体制发了大财、和体制内部有权的人物、有高度人际网络的这样一个联络,他可以说就是整个顶端的精英集团的一员,他对于他们内部的游戏规则,对他们内部的分配规则,也有非常多的不满。

郭文贵这个现象就说明,他在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富豪,和高层领导人有这样密切的联系,最后他的财产要被冻结就一下被冻结了。

这就说明了中国这样一个物质生产财富的模式,其政治上的匹配是不能跟它吻合的。就是说,物质生产,如果大家都发财,肯定有利益上的冲突;这个财产是你拿去了还是我拿去了?这个就要通过一个政治的机制来解决。

郭讲法治讲到了点子上

法治是最基本的。郭文贵现在不断讲法治,我觉得是讲到了点子上。就是说法治对郭文贵这样的哪怕有万贯家财,如果没有法治你的万贯家财是不能被保障的。对一个小民,法治也非常需要。那对最高领导层,包括那些被反腐败搞下马的高官,如果有法治才能得到公平审判。

那么,现在郭文贵的爆料目标是王岐山,如果有法治的话,他也可以通过法治的渠道来澄清自己,来还自己公正公平。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运作线,但在中国确实是缺少这个东西。

法治的缺少当然是和一党专制、党大于法直接关系到一起的。但是也不是说,在一党专制下就完全可以没有法治,可以有比现在相对公平的法治。这是个渐进的过程。这会怎么样很快地、直接地冲击到中国政局?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这个矛盾是显现出来了。这个矛盾不仅仅是一个小民到国家信访局去说,啊呀,我受到冤枉了。现在是一个中国顶级富豪,他自认为在中国受到了严重冤枉,说明你中国现在这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已经连这个最精英圈子人的利益都不能保证了,那你将来怎么办呢?

记者:请你预言一下郭文贵爆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他的基本目标是保命保财和报仇,但又提出了反对以警治国、以黑反贪,要依法治国的郭7条。

这个游戏的大牌我们看不到

吴国光:可预见性比较低。因为我了解的程度较少,没有每天追踪去看所有相关信息。再一个就是郭文贵有一些技术上的考量,包括他爆料的节奏也好、爆料的内容也好。他口才非常好,他到底掌握多少情况,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自己讲只报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且他跟高层的沟通渠道,和谁沟通?怎么样沟通?他们互相信任的程度如何?我们都没办法知道。

所以可以说这个游戏的大牌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到了非常表面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作预言是非常难。

但是我们看到郭文贵在不断地调整。他这个调整我认为有近期的目标要达成,包括希望他的家人能获得自由,财产能被归还,公司能继续运作,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要实现这些目标都是可以理解的。

郭不反习因为最后要习来解决问题

当然他也知道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机制下,要实现这个目标恐怕不是就目标而目标,恐怕不是就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就这些问题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以前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所以他也知道背后有很大的问题,他就开始讲到要法治,有政治性考虑,包括他不反习近平,因为最后还是要通过习近平来解决问题啊!

所以这里边既有他战术上、战略上的考量,又有步骤,他实现了某一个目标以后会调整到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他会调整到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想基本上他自己也给我们讲了嘛,让我们看3年,3年后来作评判。也可以说,如果这个游戏能够延续3年的话,它累计的冲击力会比3个月更大。

这3年当中你都没办法知道,像我们只是当中一个旁观者。那么在局中的人,过去在中国几十年里在郭文贵发财过程中跟他有关系的人,哪个人知道明天会被他爆出来呢?或者爆出来的料是什么东西呢?他讲的话很好,“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子弹飞3年啊,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在飞的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郭爆料是对中国政经模式的严重挑战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给一个预言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事情确实是对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解决经济利益的模式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就是说,你现在这样一个解决矛盾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你连你精英内部,就那么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你们内部怎么样分配利益,你现在都解决不了。这跟19大也是一样,你最高层权力分配怎么样解决?一直没有一个透明的、公正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规则。

这个就是上次党代表会发生的薄熙来事件,那个是挑战最高层的权力分配的模式;这次把经济面又带了进来,把最高权力分配和最大财富分配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郭文贵又提出了这个挑战。那么中国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挑战,使它的政治和经济的模式能够更健康地发展,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意义所在。

记者:非常感谢!

 

程晓农: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September 3, 2017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近30年来,海内外一直在谈权贵资本主义,但对它的评价始终围绕着腐败这个话题转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说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能够据称判断,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如果是,中国又是在哪一年告别社会主义、步入资本主义的,有明显的政策轨迹可寻吗?其次,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确实是中国模式的产物,那么它似乎就不单纯是部分权贵的不当个人行为,而是体制型产物,因此反腐败也就无法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了?对这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通过国企私有化,正式把经济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民主化的社会动力,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有英文论文发表),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差道路

共产党的传统目标本来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便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剥夺;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红二代”们虽然拥有政治特权,却没有任何祖上留下来的企业或财产。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这不仅仅是指共产党政权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共产党精英自身变成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重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新奇观点。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会太长久,这些国家之前从资本主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然后又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路吗,中国模式的这种结局是必经之途吗?笔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共产党国家一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场化取代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则是实现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除了北朝鲜之外,其它国家或者完成了转型,或者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共产党国家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这种落后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落后。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红色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红色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企图受到遏制;异议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红色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而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结果中欧国家的前红色精英无法在转型中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最后,原来的红色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红色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国学者把中欧国家的这一转型称为“建设资本主义但不产生资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所谓的不产生资本家,其实是指不产生红色资本家,因为在共产党国家里旧的资本家早已被消灭,假如在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里就冒出来许多暴富者,那他们多半是原来的红色权贵。简言之,中欧模式其实就是,重建资本主义,但没有红色权贵的份。这样的转型具有自稳定性,与红色历史彻底告别,很难再出现反复。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属于“同志们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因为新权贵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党内同志。这样的资本主义也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出身于旧权贵的新权贵们不再是共产党员。俄国模式下,民主制度虽然不至于被完全颠覆,但很容易就被旧权贵们所操纵,使得新制度带有深深的旧痕迹。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但是,它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体制。红色权贵及其亲属成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当然地通过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集团。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时,庞大的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私有化在中国:掩耳盗铃20年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之一是企业的国有制,而一旦国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但有趣的是,中共对自己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盗铃,明明已经做完了,却从不承认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要改变国企的公有制,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一个企业完全变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一个企业的国有产权部分转化为私有,但国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 中国政府选择私有化方向并刻意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第一,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由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企的严重问题,企业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无条件贷款,但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企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第二,当时中国急于加入WTO,以便扩大出口,而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那就是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企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企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有化在中国国内是新闻和研究“禁区”,但对境外研究者却是完全开放的,境外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自由进入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参与调查的研究者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成果;然而,这些书籍却一本也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由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所以,当局对私有化的态度也仅仅是在国内掩耳盗铃而已。

三、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重组上市,向国民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继续“抓住”这些企业不放);所谓“放小”,就是指资产规模较小或亏损严重的国企准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在于:由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国企。当时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已,红色权贵及其亲属也同样没有多少金融资产。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企业重新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厂长、经理私有化了。笔者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手法,发现了国企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或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但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但管理层不允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转移,所以,这类私有化的结果相当于职工出钱,但管理层拥有企业。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当局无论如何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公开的讨论更会导致公众的愤怒,所以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中国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能从事关于私有化过程的研究。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企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对比之下,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说明,威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往往会漠视社会公正,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苦恼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长远的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而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这类规模往往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超级大企业既提供大量税收以支撑红色政权,也让高管们通过获取股份、项目回扣和高薪、高奖金而迅速成为富翁;操纵政策获利是指,红色精英及其亲属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抢先插手到政策给以优惠的行业或项目中,从而轻而易举地摄取巨大的利益;而维持专制统治则是指,红色权贵们极端敌视民主化,希望能够“永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也就是希望让共产党的专制永久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巨额不法财富。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一句话:“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若让马克思现在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对他的理论和主义是最大的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设之上,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落后残余,因此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现在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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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期  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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